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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严歌苓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行走于中西文化之间的旅美女作家严歌苓，一贯以一种“宽容”的态度追求着超越政治与特定意识形态的“永恒”。严歌苓关爱她笔下的那群女人们——“她们都是性感的，卑微又高尚，沉重又轻灵”。在作者的笔下，无论是扶桑还是小渔，无论是多鹤、孙丽坤还是文秀，大都生活在时代社会的边缘地带，而不是谱写壮怀激烈的英雄史诗的主角。因为，“女人不在乎历史，只在乎心里的情感世界——女人的情感史就是她的史诗”。 与热衷于宏大叙事的作家不同，严歌苓显然对生活中的“输者”（悲剧人物）更感兴趣，她曾说，“我追求个性化的东西，所以我对‘边缘人’对边缘题材更感兴趣”。善于探触“边缘情景”下边缘人的生活状态似乎是严歌苓对文坛的最大贡献。观照严歌苓的小说，《扶桑》中的扶桑、《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田苏菲、《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几乎无一例外地遭遇“灭顶之灾”，与她们相比，严歌苓的《霜降》展示的虽是大家族的命运，但对霜降这个边缘人的塑造却显得颇为“纠结”。 清纯美丽却身份低微的女佣霜降，偶然进入高干家庭做保姆——作为乡下女孩的霜降，带着一双大众世俗的眼睛进入程家大院，并通过她的所见、所闻，以及与一家之主的老将军（程在光）及其两个儿子（程四星和程大江）发生的“感情纠葛”，描述了声名显赫的老将军一家的种种“内情”：夫妻关系极不和谐，家庭生活更不和睦，三个儿子因性情不同而命运际遇个个有别。程在光是“一个名气很响、有许多英雄传说、轶闻的老将军”，在他人生的暮年，家里虽满眼繁华、人丁兴旺，却无处不显露出亲情和人性的千疮百孔。 赤裸裸的无耻、肆无忌惮的暴力、装模作样的理想主义、毫不掩饰的自私自利……这些组成了程家大院的“底蕴”。如此环境之中，不乏清醒者，如唯一的博士儿子程大江；也有自甘沉沦者，如程淮海；更有整天想“跳出樊笼”的程四星——这可以理解为在老将军的高压统治下，三种不同的“出逃”或“抉择”方式。不过，他们都没有成功。于是，有人希望在霜降身上得到安慰，有人希望从她身上得到满足，更有人希望在她身上寄托理想……然而，没有一个人把霜降当成活生生的人，他们不关注她的感受、理想与天空，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所有人想的都是一样的，所有的灵魂都可以用利益“赎买”。正如严歌苓借用男主人公程大江之口，不断地向家中的保姆霜降控诉自己的家庭是“草鞋权贵、荒唐至极”。“他（程在光）便和任何一位久病故去的老人一样毫无特殊之处了……”小说的结尾，更是以旁白的方式暗示一个“旧时代的落幕和新时代的来临”。 当然，霜降的美丽与单纯，仿佛也为这个封闭的家族吹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程大江极力想摆脱老将军父亲的影响，想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理想，他是霜降的所爱，但他对霜降的出身和保姆身份的介意，让霜降最终放弃了这个心爱的男子。边缘人的身份，注定她必然承受源自官方话语、男性话语等诸多元素共同构建的主流话语的“傲慢与偏见”。事实上，严歌苓也非常善于把人物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通过对女性“生命史”的叙述，表现出时代的变幻莫测、人性的复杂多变、命运的反复无常，从而达到一种独特的悲剧效果，引发人们对历史的反思，和对人性的批判。 “霜降”本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俗话说“霜降杀百草”，严霜打过的植物，一点生机也没有。严歌苓给女主人公起这样的名字带有极强的隐喻色彩：在不长的岁月里，女主人公霜降的生活，也如“霜降杀百草”般由“绚烂”慢慢走向“枯萎”：开始时，霜降青春羞涩而坦然，不多时，她的美丽添了忧郁，而在故事的结尾，当她一直爱着的程大江落魄地回到北京，她却已沦入风尘，“纵使相见亦已不相识”了……她奋力挣扎于扭曲的时代和扭曲的人性中，失去做人的尊严和选择生活的自由，却最终也没能走出那场“梦魇”。严歌苓藉此收获了独特的文本意义：以女性人物在特殊边缘状态下的个人行为为突破口，进而抵达一种深度，伸向被评论家们称之为“共通的精神资源”的地方：以尖锐的凿子在人性光鲜的表面挑开一个口，直接掀开人性深不可测的“盲点”——从而在写作日益媚俗化和商业化的今天，对文学如何真实而深刻地书写人生，进行了极具个性化的成功探索。 （责任编辑 孙宝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