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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一些国外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拜访他时，我还应邀去当翻译。例如，先后担任过国际农经学会主席的德国教授Dams 和 von Bruan先生，曾担任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副主任的Kuppel先生，以及德国一些大学的教授拜访杜老的时候，我都在座。欧美国家的学者关注的领域都很广泛，尤其关切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否会倒退。他们提出的问题，既有宏观层次的又有微观层次的，既涉及国际比较又切入中国现实。杜老的回答总是十分睿智，让我这个旁听者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他几乎每次谈话都要提到：“几千来许多古代文明都灭亡了，中国的文明还在延续。中华民族很坚韧，人民的智慧难以估量，改革和发展的速度时快时慢，大方向是不会变的。” 他对国家前途的信心，也每每感染了在场的人。 1994年，我和农业部农研中心的同行合作出版《以工代赈与缓解贫困》一书，杜老以80多岁的高龄，欣然阅读书稿并命笔为该书作序。他的评述，无疑对这项研究成果的推广举足轻重。1996年，这本书荣获第七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14年，当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再版此书时，我在重新撰写的前言中也再次借机感谢：“向20年前撰写原版序言的百岁老人杜润生先生致以深切的敬意。”当然，这还是后话。 1998-2000年，我用山西省农村抽样调查数据做了一篇论文。文章借助统计分析说明，现行农村土地分配制度在细节上的漏洞，使离婚妇女缺少地权保障，错过村社土地调整机会的婚嫁迁移妇女及其子女暂时无地。这种现象易使她们的家庭陷入贫穷。文章在《经济研究》2000年第9期发表后，我托人把刊物带给杜老。仅仅一个星期，他就把电话打到我办公室，拖着长音喊话：“小朱，你的文章我看了。‘大包干’的时候是按人头按劳力分地，我们写土地文件的时候没有歧视妇女！”我顿时笑了：“杜老，我的文章主要是建议制定政策时考虑妇女的不利地位。要不然，字面上不歧视，事实上还是男女不平等。”电话那头思索起来：“你说的这些我同意。我看啊，农村土地问题不能靠经常分地来解决，还是要在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上找出路，这些事以后再讨论吧！”放下电话，我着实为这位87岁老人的认真劲感动。2004年，这篇文章获得首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为我颁奖的正是杜老。他笑呵呵地握手祝贺：“小朱啊小朱！你得奖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我便笑答：“就是想给您一个惊喜呀！” 2005年刚入秋，我就收到了杜老签名的回忆录《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以下提到的页码，即指该书）。才翻看了几页，我就禁不住沉浸书中。从杜老的自述中，不难感受到他观察农村问题的宽广视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绝不是一个单纯、孤立的问题，它与整个国家发展战略选择以及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的历史条件都是紧密相关的。因此，要想了解、认识、分析我国长期以来在农业政策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就必须把它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第215-216页）。他娓娓道来的历史既有生动的群体人物，又有各种行为产生的复杂原因和往往出人意料的结果。这样的历史不仅读来亲近，还令人顿悟，在中国这样一个曾背负半封建半殖民地负担的庞大农业国实行制度变革是何其艰难，我们的社会每前进一步又曾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 书中对合作化决策历程的描述最为传神。杜老回忆，在1951年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上，作家赵树理因熟悉农村生活应邀参加。他向主持会议的陈伯达反映，农民不愿意参加合作社和互助组。两人分别讲山西话和福建话，互相听不懂。当陈弄清赵的看法就说：“你这纯粹是资本主义思想嘛！”1953年，杜润生与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陈伯达发生争论，陈一不高兴又开始扣帽子，认为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马克思说过共产党取得政权后需要组织农业生产大军，而杜润生却强调从小农经济现状出发，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不尊重马克思。时任农工部长的邓子恢知道了这场争论便明确表态：“哎，陈伯达，书呆子气！”毛泽东则批评邓子恢：“我给你派了个‘马克思’（指陈），你都不懂得用他！”（第29-32页）这些如今看起来妙趣横生的故事，在当时却是政治空气逐渐紧张的信号。 杜老在书中平静地叙述：“从50年代开始，很多人习惯打听毛说了什么话，有什么指示，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传达。邓子恢却连个完整的记录都没有，只是大致记几句话，但能抓住要义。思想上无私无畏，肚子里有话就说，少有保留。”这种个性在与毛泽东意见相左时，很容易激起后者的逆反心理（第63页）。毛泽东在召开七届六中全会（1955年10月）之前就为会议定了调子：“看来像邓子恢这种思想，靠他自己转不过来，要用‘大炮轰’。”事情的结果自然是中央全会上意见一面倒，会议结束后全国掀起合作化高潮，3年时间完成了原定15年的计划（第58-62页）。不出几年，邓子恢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杜润生则在“大炮轰”之后，就被“贬”到中国科学院去了。 书中未交代清楚的是，原定的合作化计划与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战略一致，可他后来为什么否定了自己最初的主张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于2005年国庆节后去请教杜老。那时，他正为农民的承包田频频被地方政府强行征用忧虑，问我如果土地归农民所有是否可以避免这种情况？这样做又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由于杜老的听力已出现障碍，我就在纸上写了几个大字反问他：“毛主席当年为什么收了农民的地？”杜老答曰：“这件事情我知道，毛主席原来不想剥夺小农，土改的时候他都不同意分富农的地。后来斯大林派了一个叫米什么的人来，明说是参观访问，实际上是来考察毛主席是不是右倾，到中南局来的时候是我接待的。从那以后，毛主席才把农民的地收了搞集体农庄式的合作化。” 杜老的解释虽说尚待史家考证，但也提醒读者关注高层决策所面临的国际约束条件。 与杜老的讨论再加反复阅读，加深了我对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农村经济改革等剧烈社会经济变迁的认识，以此为线索，我把阅读的感受写成一篇书评，发表在2006年第2期的《读书》杂志上。两年后，《中华读书报》还刊登了这篇文章的修改稿。此间我又到杜老的办公室拜访了几次，他的听力愈益衰退，我只好把提问写得更详细。有趣的是，老人以为我也听不见，每看到一个问题，就颤颤巍巍地在纸上写几个大字回答。这样，谈一次话，就能收获一叠问答记录。时任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长的von Bruan教授听说后，随即找到杜老这本书的英文版通读，阅后大加称赞：“精彩！读了这本书就能更多地理解中国。”为此，他还命属下信息中心把这本书的电子版登载到研究所网页上。 那时节，我没有写入书评的，是杜老心系农民大众命运、不计个人荣辱得失的宽广胸怀。从年轻时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到耄耋之年坚持不懈地呼吁实现农民的社会经济政治权利，他始终秉持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一直尽其所能将理想付诸于实践。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看似瘦弱却长命百岁，还在生前身后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赞誉和尊重。自从与杜老相识，我便为他这等人格魅力所折服。如今斯人已逝，我还会永远怀念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