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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9日晨，获悉杜润生老人去世的消息。尽管意识到，杜老寿过百岁，已得福报。可我乍一听到消息，还是阵阵难过，因为痛失一位胸怀豁达、真诚正直的忘年交。 1985年，杜老率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代表团访问联邦德国。那时，我在斯图加特Hohenheim大学读书。代表团在斯图加特停留两天，专门考察农户与合作社，我给杜老当了一阵子翻译。那时候中国农村经济改革轰轰烈烈，担任农研室主任的杜老在国内外的影响也如日中天。可他跟我在汽车上闲聊时，不断地询问德国的农业经济问题，像个亲切好学的老教授。无论是与学者座谈，还是到农场与合作社企业考察，杜老对企业经营目标和运行规则的提问，总是令解答者先赞一声：“这是一个好问题！”当年，中国人清一色制服的拘谨形象在许多德国人心目中尚且挥之不去。杜老却是每日一套西服，或是浅咖色竖条，或是灰蓝色隐格，样式新颖，尺寸得当。与杜老交谈的德国教授们不仅敬佩他的改革作为，还欣赏他的儒雅举止和时尚着装。我把德方的评论告诉他，顺便开了一句玩笑：“没想到，您还引领时装新潮流呢！”杜老听了直乐。 我的导师Reisch教授更是兴奋，因为杜老一行接受邀请去他家喝咖啡。Reisch教授把德国农业推广体系作为一个改革方案，热切地推荐给代表团。杜老当即给出一个智慧的回答：“就汤下面”。也就是说，中国人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源状况，改善现有制度，发挥现有资源潜力。德国人的方案虽然效率高，可惜一时还嫁接不了。这种回答既清晰地表明了中方的立场，又避免建议者尴尬。后来，Reisch教授在多个场合叙述这个故事，并用“就汤下面”这句话来赞扬中国人的智慧。 后来，我跟留学时的好友提起杜老访德的故事，引来一阵赞许声。中科院力学所的朋友说，张劲夫和杜润生一直是他最崇敬的老干部。杜老在科学院工作时就给大家留下好印象，说话实在，很有水平。得悉杜老往生后，这位力学家还在电子邮件中回忆：“1965年，力学所是科学院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单位，杜润生代表科学院领导力学所的运动。运动初期，上面动员基层群众给领导提意见，各种各样的意见肯定不少。到后期，还有不少人对意见的处理不满。于是，他在总结发言中说‘万事只求差不多’，给不满意的同志消消气。就这句话，在文革中也成了他的罪状之一：毛主席说要完全、彻底，杜润生却说万事只求差不多，这不是反毛泽东思想嘛。”对此，中国农大的植物药学家赞道：“‘就汤下面’和‘万事只求差不多’的故事，体现了杜老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智慧。” 1988年，我学成回国，与农研室的同行多有合作。但只在外事活动中遇到杜老，并未专门求见，因为知道他繁忙。1990年，听说农研室被解体，杜老的领导职务随之消除。我就打了个电话，约定时间去他办公室聊天。一进门，就见他春风满面地打招呼。既无失落之态，也无不平之气，而是兴致盎然地询问：最近去了什么地方，研究什么问题，有什么发现。待我逐一道来，杜老竟带着些许羡慕赞叹：“像你这样当个博士做做研究很有意义。”我当即回答：“您做的事情更有意义！农村改革提高了几亿农民的收入，也改善了城市的供应。每当我去早市买东西心里都会感谢您，以前想买花生瓜子都得等着过年发票排大队呢。”他微微笑道：“农村改革是邓小平邓大人的功劳！”我又强调：“那您主持具体工作了呀，谁不知道一号文件有多重要。”他抬手向上指了指：“邓大人是主帅，我们是小兵，没有他发话，好多难题都解决不了。”这番话让我对杜老肃然起敬：“无论怎么说，您为农民做了大好事，这辈子值了！”他听了目光一闪：“小朋友，谢谢你。以后常来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