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倪墨炎先生初次相识是在一同去往杭州旅游的大客车上，一路上我都在向他请教，现代文学史的掌故、旧书店淘书的传奇听了一路。此后，陆续得到倪先生惠赠的一些签名本新著，也曾到他府上拜访过一次，参观了他收藏的令人艳羡的新文学“善本书”。当我来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时，倪先生告诉我正在写一本关于鲁迅的新书，如果我有兴趣的话，他愿意把书稿交给我们出版，我自然是喜出望外，随后便是长长的等待。

四年之后，这部将近五十万字的新书《真假鲁迅辨》终于面世了。

倪先生探讨鲁迅某些生平大事历史原貌的文章，几乎篇篇都十分精彩。在《鲁迅茅盾“致红军信”的探讨》一文中，倪先生以大量的可信的史料，论证了此信不可能经鲁迅（包括茅盾）起草或过目或事先知情，而是由当时在陕北的红军中的一位革命同志起草的，极具说服力。现在倪先生的说法已成为鲁迅研究界的共识。可是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在受到某些人严重干扰的情况下，竟不顾不少专家的反对，强行把此信编入全集。现在连那位竭力主张将此信编入全集的书信卷“定稿专家”，在其著鲁迅传中，初版有鲁迅致红军信的，再版时却把此信删得干干净净。既然历史事实已这么清楚，那新版《鲁迅全集》为什么不把此信删去呢？

在一些《鲁迅年谱》和不少《鲁迅传》中都说，鲁迅一生中曾遭遇两次通缉：一次是北京段祺瑞政府的通缉，一次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缉。但倪先生经过周密的论证，认为这两次通缉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历史上没有发生过通缉鲁迅的事。在《鲁迅遭段祺瑞政府“通缉”的真相探讨》、《鲁迅是否遭段政府“通缉”再探讨》两文中，倪先生认为：在“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发出过通缉李大钊等五人的通缉令。他们在讨论通缉令时，先是提出百余人名单，后从中挑出五十人名单，再减为十六人，又主张七人，最后才定为五人。所以鲁迅《而已集•大衍发微》中所录“五十人名单”，是段政府讨论通缉令过程中弃而不用的名单，不是第二个通缉令。而且，“五十人名单”中的人，除鲁迅外，没有一个人说过自己曾被段政府通缉。段政府很快垮台了，如真有“第二个通缉令”，即使是“密令”，也必然被曝光，但没有这样的蛛丝马迹。倪先生还令人信服地分析了鲁迅怎么会误认有“第二个通缉令”的。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其实没有通缉鲁迅的历史真相，倪先生以大量史料进行层层分析，作出了明确的解答。

倪先生指出：在鲁迅文物的研究和宣传中，也存在大量的弄虚作假的现象。如根据鲁迅手稿编印的《鲁迅诗稿》，至今已出版了七个版本和十数个印次，累计几万册，但本本是“无假不成书”。鲁迅的不少照片，是经过剪改涂抹才流传于社会的。特别令人吃惊的，鲁迅故居的陈列也有弄虚作假的。权威的《鲁迅年谱》和种种《鲁迅传》，都异口同声地说：鲁迅1906年结婚，第二天就睡到了书房里，三天后就回日本去了。但倪先生根据可靠史料，指出真正的史实是：鲁迅婚后一直和朱安住在同一房里，以后鲁迅在绍兴工作，以后鲁迅从北京来绍兴，都和朱安住同一房里。现在绍兴故居里有一间鲁迅的书房兼卧室，以示鲁迅婚后就和朱安分居的。倪先生却指出：周家把整座新台门出售给朱家前，根本没有这间屋，它是朱家后来建造的。倪还说：鲁迅婚后不是三天即回日本，而是从夏天住到秋天才回日本的。我读到这里，真正拍案称奇！但倪先生决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信口开河，他真是做到了“言必有据”。

在鲁迅研究、宣传领域，怎么会有这么多弄虚作假的事实呢？倪先生有较为详细的分析。我把它概括起来，主要是两点：一是长期以来文艺要为政治服务，鲁迅研究当然也要为政治服务，因而每次政治运动，每项政策方针，都要鲁迅站在阵前“服务”。为了神化鲁迅，有些鲁迅没有做过的事、没有说过的话，就只好虚构了。二是长期以来，有那么一些人以“研究鲁迅”为“敲门砖”，根据形势的“需要”，大大发挥了“创作”、“虚构”的才能，因而“假鲁迅”的幽灵就在各处徘徊。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说：“孔子这人”，“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鲁迅的命运何尝比孔子好一点呢？

倪先生在该书的《自序》中说：“读者诸君，你翻阅本书后，你一定会深信不疑地感到你确曾碰到过‘假鲁迅’，或者在你读过的教科书里，或者在你翻过的鲁迅画传之类的图片集中，或者在你参观鲁迅故居的时候，或者在你偶尔阅读鲁迅诗稿集时。”“而我揭示种种‘假鲁迅’现象，并给予必要的评析”，“只有一个目的：还我真鲁迅！还人民以真鲁迅！还历史以真鲁迅！”我深感作者的这些话是真诚的。《真假鲁迅辨》确是一部有胆有识的鲁迅研究著作！

（《真假鲁迅辨》倪墨炎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