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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微》之内容概要 《目录学发微》一书，共四卷，卷卷皆为作者从浩瀚的古代文献典籍中梳理爬剔，勾稽排纂，旁搜博证后的精赅之论。现据全书之体例，概要梳理如下： 卷一，首先论述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作者开篇独到，开宗明义，首论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作者以为“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故此，“今欲讲明此学，则其意义若何，功用安在，不可不首先要叙明者也。” 余氏以为《隋志》和章学诚《校雠通义·叙》所说，最具代表性的指出了目录学之意义所在，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要以能叙学术源流者为正宗”，“此即从来目录学之意义也。” 关于目录学之功用，余氏认为：“目录之书，既重在学术之源流，后人遂利用之考辨学术。”不仅如此，还从使用价值的角度来阐明利用目录学之“最早者数事”：一曰，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二曰，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三曰，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四曰，因目录访求阙佚。五曰，以目录考亡佚之书。六曰，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 最后，引出“目录释名”。 从三方面进行阐述：1、何谓目录？2、何以谓目即篇目也？3、何以谓录兼篇目及旨意也？从而将目、录、篇、叙名称之变迁，内涵之变化一一廓清，纠正此前目录学者因未能深考而致误之由。 卷二，余氏就历代目录书，上自《七略》、《别录》，下自《四库提要》参互钩校，取体制之善者，提出了目录书的四种体制，即篇目、叙录、小序、版本序跋。对这四种体制的源流与作用，他都作了很详细的阐述。特别是前三种，可谓传统目录体制的三大要素。此外，余氏另增“版本序跋”，这是自宋代以后目录书中所载有的，余氏以为“为著目录书者所当采用。”于是，余氏创造性地将其列入目录书体制之中，单篇论列，详加考论，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总之，余氏的“目录书体制”学说，是具有开创性的，为后来诸多目录学著作所承袭沿用，视同经典。 卷三，目录学源流考。余氏将源远流长的古籍目录学简要地分为三个时期，即周至三国、晋至隋、唐至清。 第一阶段是目录学的初创期。此期目录学尚处于萌芽阶段，成型的目录学专书较少。余氏考证地结论有：《周易·十翼》有《序卦传》可作目录之作的滥觞；校群书，勒目录，始于汉高祖、汉武帝之时；校书之事，在西汉时以为常典；刘向、刘歆父子是校录群书之中坚；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为中国古典目录学奠基之作。三国魏秘书郎郑默著《中经》。 第二阶段是目录学的重要发展期。后世目录学专书的性质、体例、和内容等大都在这一阶段发凡起例。西晋荀勖撰著《中经新簿》变七略之体，分甲乙丙丁四部，为后世经史子集之权舆。东晋李充作《晋元帝书目》。刘宋一代，累撰目录，王俭《七志》，独领风骚。梁阮孝绪《七录》，“总集宋齐已来众家名簿”。北魏孝文帝文艺复兴，卢昶撰《甲乙新录》。北齐高洋令樊逊校书，撰著目录。北周明帝令群臣校书麟趾殿。最后隋文帝时，牛弘献言搜书，撰《四部目录》《香厨目录》等。开皇七年，秘书丞许善心撰《七林》。炀帝嗣位，命柳顾言编《大业正御书目录》，后来又修撰《隋志》。 最后是目录学的巅峰期。唐太宗时编成卷帙浩博的《群书四录》二百卷，毋煚著《古今书录》四十卷，又有《开元四库书目》。宋仁宗朝编纂《崇文总目》六十六卷，南宋孝宗淳熙时，编《中兴馆阁书目》。元代王士点编《秘书监志》，录藏书之大略。明代永乐朝杨士奇等撰《文渊阁书目》。神宗万历时，张萱等编《内阁藏书目录》。清代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后又综合各书之提要，合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因卷帙浩繁，另辑《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卷四，论述两方面内容。其一，论述目录类例之沿革。从十个方面，即类例总论；七略；汉魏时之四部；荀勖之四部；经史子集四部；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隋志》四部；总论沿革；类例之商榷。其二，列表比较古今书目分部之异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