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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店里见到瑞典学者马悦然用中文写的散文集《另一种乡愁》（三联书店，2004·1）就买来读了。之后，在《南方周末》（2004·6·3）上又见到对马悦然的专访文章，同期还登有作家李锐和诗人杨炼的谈话，都是关于马悦然的，也一并读了。我想说，马悦然对中国语言、文学的研究可以说成绩卓著。请看，译过《诗经》，译过《春
秋繁露》，译过《三国演义》，译过《水浒》，还译过沈从文，译过鲁迅，也译过当代作家诗人的作品，如李锐的小说和北岛的诗。这太不容易了。读了《另一种乡愁》，我觉得出马悦然这个当年被称为“马洋人”的人，是能把中国当成他的第二故乡和第二祖国的。因此，他离开中国后，是可以说有“乡愁”的。像他这样早早与中国文化交融起来的洋人，实在不多见。他与中国的关系也有点传奇色彩。他1924年生于瑞典，到1946年才跟着瑞典大学者高本汉学古汉语，启蒙课本就是《左传》。高本汉对古汉语研究有很高成就，但他不喜欢现代语言文学，闭口不谈。不知高本汉自己的中国话说得怎样，反正马悦然是没从老师那里学会说中国话。1948年马悦然得到一种美国奖学金，又奉师命，到四川做方言调查。那时他还不会说现代中国话。请想，一张嘴就是“别来无恙乎？子欲何之？”那多滑稽。当然，这是我们的想象。于是他到峨嵋山上，拜高僧为师，继续学四书五经，同时在乡间调查成都方言——那是他的主要业务。他在那里当小和尚当了八个月。要说看峨嵋山的山景，中国人很少有他看得多的；要说理解佛门生活，也甚少有凡人能及得他。然后下山。下山就进入知识分子生活圈，看到成都的解放情景，看到各种人的生活。就在1949年，他还去过西北，到过塔尔寺，拜见12岁的活佛班禅额尔德尼；他也见过军阀马步芳。中国上上下下的生活他大体都看了。当然话也学好了，从文章上看，他把当时的四川话说得满溜；诗书也念了不少。“马洋人”成了“中国通”。更大的收获是同一位中国姑娘相爱，后来结婚，就是陈宁祖。解放后他在瑞典驻中国大使馆任过职。他的最主要的文学活动是在建国后。当然他并不一直在中国。他在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大学教了四十多年中文”。他的学术研究我们不能具体述说，但是对中国现代生活和文学的关注是一贯的。比如，文革时他不在中国，但他说：“杨绛女士的《干校六记》，钱锺书的《小引》和李锐的《无风之树》给我的印象非常深。这三个文本帮助我了解十年浩劫给我的第二祖国带来的不幸。”
读《另一种乡愁》我们欣赏到马悦然的中文文笔，俏皮活泼，跳荡却又中规中矩。同时了解到一个传奇的人生，一个热爱中国的瑞典人，瑞典学者的人生。他现在不再是马洋人，而是瑞典学院的院士，（好像这个学院的院士也就是诺贝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成员了，我没看得清；访问的记者称“瑞典文学院”，马氏只说“瑞典学院”，我看应当从马氏之说）是世界著名的汉学家。他是瑞典学院里唯一懂中文的成员，当然他对中国作家和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解有重要影响。于是，对他的阅读范围，成为读者关注的事。小说家李锐说，马悦然阅读的不少；但不管怎么说，他一个人阅读十三亿人口大国的作品，是不能详尽的。诗人杨炼说到“马悦然的中国文学版图”，也就是阅读范围，不可能宽到所有的地方。而且对某些作品，“马悦然先生接受的能力也有限”。这也都是实情。重要的还是看马悦然对当代中国作家的理解。我想，他是有独到之处的。李锐说，就在沈从文被批得臭而又臭时，马悦然译出了沈的许多作品，给世人看。当然沈从文是曾经有过名的，也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一直推崇的作家。但是李锐还提出山西作家曹乃谦的作品，马悦然也译过。我在山西，我也是才知道这事。曹乃谦算不上有名气。他后来也没有很多作品；但他开头写的《温家窑风景》短篇系列时，真是写得不错。我记得首先激赏的就是汪曾祺老先生。不过汪氏也没有为此写过文章，好像是在与山西作家的信里说到。马悦然欣赏及此，可见阅读范围不算窄，眼睛相当识货。正如李锐所说，任何一个人也只能欣赏某一类作品，或者说，与他的文学观相近的作品，马悦然也是如此。 看看马悦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欣赏，是不无益处的。他在答记者问中说，“对能够阅读并欣赏中国文学的人而言，鲁迅、李吉力人、沈从文、李锐，和其他许多作家的作品显然是足以登上世界文坛的。”从这里看，又可见马悦然在趣味上也不狭窄，可以包容不同风格的作品；但同时也保持一定的品位，不从俗流。马悦然翻译、研究同时进行。所以他说，要译某一家作品就大体把它译完，译北岛的诗，全译了；译李锐的小说也译了百分之八十。这自然便于研究。也可见他发表意见总有较多根据。他说，在译沈从文时，想去湘西看看那里的人物；现在想到山西吕梁山区去看看李锐小说里的人物。他说过：“湘西依然存在，即便从前住在那里的人物已不复存在。”李锐的吕梁山山村也是，虽然时日过去不多，那里变化也够大的。希望马悦然能到那里看看。看了地方风情，对小说的理解也会更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