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及80年代，正值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迎来了一个文学新时期，已过古稀的巴金和年逾花甲的孙犁也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高潮期。巴金先后出版了《随想录》《探索集》《真话 集》《病中集》《无题集》；孙犁则有《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等面世。在瞒和骗多年充斥中国文坛之后，巴金提倡“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春蚕》）；孙犁反对“诳言，主张文学要“真诚（《奋勇地前进，战斗》）。他们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成为当时文坛上引人瞩目的两道风景线，故有“南巴北孙之论。 晚年的巴金和孙犁同处在社会的转型期，同样为疾病所困扰，但他们却有着不同的心理状态和人生选择。 一、开放胸怀与保守心态 巴金于1923年，毅然逃出封建大家庭去上海求学，追寻新的生活；于1927年勇敢地离开多灾多难的中国到法国留学，寻求文明与真理；到20世纪80年代，巴金同样以拥抱世界的胸怀，张开双臂，迎接在中国大地上涌动的改革开放大潮。 针对长期在思想文化上的一元化顽症，巴金主张应当从多种渠道，吸收多种多样的思想营养：“倘使我一生就只读这一部书，而且是反复地读，可能大中其毒。‘不幸’我有见书就读的毛病，而且习惯了为消遣而读各种各样的书，各种人物、各种思想在我的脑子里打架，大家放毒，彼此消毒。……我身上有了防毒性、抗毒性，用不着躲在温室里度余年了。（《文学的作用》）“读各种各样的书，让可能互相对立的“各种思想在“脑子里打架，这种多元的文化观、文学观正是文化和文学艺术进步、繁荣的必由之路。 作为一位已经有崇高地位与声誉的文学老人，巴金充分理解和热情支持成长中的一代文学新人：“可能有人以为他们‘不懂礼貌’，看他们来势汹汹，仿佛逼着我们让路。然而说句实话，我喜欢他们，由他们来接班我放心。（《作家》）他还表示：“我老了，摆老资格也没有用，我必须向年轻人学习，或者让位给年轻人。这是自然的规律。（《老化》）表现出前辈对晚辈特有的宽厚与大度。 巴金对喧哗与骚动中的当代文坛，持一种宽容和开放的态度：“不要因为害怕污染，就关上门不见人，死守着祖先遗产永不更新，“面对着一片繁荣景象，我仍然保持着一颗热烈的心（《致青年作家》）。 巴金认为要有一种“从来不安于现状，总想改变自己的现状的开拓精神（《探索》）。由于我们是在“听话的教育中长大，后来又经过“四人帮的“听话机器加工改造，长期养成一种驯服恭顺、惟命是从、循规蹈矩的病态心理。因此，更应有一种不断探索进取的勇气。所以巴金说：“我还不是机器人，而且恐怕永远作不了机器人（《探索》）。 与巴金的开放心态不同，孙犁在改革开放大潮面前表现出某种保守性。孙犁对在发展和变革中出现的种种不良风气采取一种猛烈抨击的态度，其中既有正义的呼喊，但也不乏偏激的言词。 孙犁对市场经济有自己的看法：“当前的商品经济，或者说是市场经济，引发产生的个人第一，急功好利的意识，以及灯红酒绿，莺歌燕舞的新潮生活，不能不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不能不反映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上。（《庚午文学杂记》（一））社会上、文艺界存在着“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现象，毫无疑问应当予以批评和纠正；然而却不能因此把一切罪恶都算在市场经济的账上，认为各种丑恶现象都是由市场经济“引发的。 孙犁对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乡村文明与都市文明有着鲜明的褒贬。孙犁认为：“中国历代重农，以为富国强民之本，并以农桑为兴教化、敦风俗之基础。然以农桑致富，则甚不易。（《我的农桑畜牧花卉书》）孙犁来自农村，早年习于农事，青年又转战于农村山野，所以对农村、农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感。步入老年后，他依恋故土，思念家乡，渴望见到乡亲，听到乡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的许多文章中洋溢着对农村自然景色、淳朴民风的赞美之情，而对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则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与厌恶感。他长期居住天津，但他总想逃离这个城市。他说：“我是绝对走不出这个城市了。一想到这里，就如同在梦中，掉进无边无际的海洋一样，有种恐怖感，窒闷感，无可奈何感。（《致山西杨栋》（一））孙犁对外部世界也不感兴趣。他说：“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赶时髦，追求新奇，我不善经营，生活上无能，安于随随便便的简易生活，因此也不羡慕外国人，做梦也不想出国居住，如果在国外，我会吃不上饭的。（《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传统农民单纯、朴实、向善的本色品格与古代文人宁静、淡泊、与世无争的人格理想，构成了孙犁现代都市里的田园梦。 孙犁对文学中的一些新观念、新探索、新实验表示怀疑与责难。在他看来，所谓“探索作品，“并不新鲜，不仅古今中外，早已有之，而且并没有任何进展之处，只是抄袭了一些别人身上脱落的皮毛（《读作品记（五）》）。创作上的所谓“现代化，“脱离现实，没有时空观念，动物本能描写，性的潜意识，语言粗野，情景虚幻。这样的文艺作品，中国人是不习惯的（《文林谈屑》）一些貌似“革新的诗（指朦胧诗）“以其短促、繁乱、凄厉的节拍，造成一种于时代、于国家都非常不祥的声调（《读柳荫诗作记》）。他认为，中国文坛“流氓浅薄之作甚多（《理书三记》），“文艺日益商贾化、政客化、青皮化（《记邹明》），可以说对新潮文学采取了一种否定和排斥的态度。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研究方面，孙犁的一些观点也有失客观与公允，比如关于“复杂的性格论、作家的学者化、作家需要多副笔墨、通俗文学、比较文学、寻根文学等问题，孙犁似乎未能看到这些理论与提法的丰富理论内涵，未能把它们放到全部中外文学发展史中去作全面考察，就作出了否定性的结论，显得有些简单化、绝对化了。他把近年文论归结为“只有两途”：“一为吹棒，肉麻不以为耻；一为制造文词，制造主义，牵强附会，不知究竟”（《读画论记》）。虽然有一定的针对性，然而又有以偏概全的偏颇。 二、理想之光与幻灭心态 近20年来，可以说巴金是在与疾病的斗争中度过的。巴金1983年患帕金森氏病，1982年、1989年又两次摔倒骨折，长期住院治疗。此外，他还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疝气、高血压和低血压等多种疾病，这给他的生活和写作造成极大的困难，肉体和精神也都经历了难以忍受的折磨。90年代以来，他的一些亲人（十二妹、九妹及爱婿祝鸿生）和挚友（曹禺、萧乾、冰心、柯灵等）先后去世，在心理上又给了他巨大的打击。然而，面对这一切，巴金总是以乐观的态度去战胜病痛与悲伤。 巴金创作《随想录》不久，手就开始抖动，执笔困难，有时一天只能写几百字甚至几十字。经过八年奋斗，他终于完成了150篇，45万余字的《随想录》。可以说，每写一个字都是一场全身心的搏斗！1994年11月，巴金因整理译作过度劳累而引发胸脊椎压缩性骨折，住院治疗。1995年1月，他在医院的病榻上为“火凤凰文库题字，当时，“他的手抖得历害，写字的时候只能用笔架在右手虎口上，让手慢慢地在纸上移动（《知识分子的生命价值———90岁以后的巴金先生》）。1998年3月，巴金的身体已极度虚弱，不能用笔写作，就坚持与女儿小林合作，口述他心中的话，每天几百字，经过一个月，终于完成了《怀念曹禺》这篇数千字的长文。 1999年2月，巴金因上呼吸道感染，呼吸衰竭，痛苦难忍，他曾请求施行“安乐死。后来虽经抢救，作了气管切开手术，得以脱险，但从此却难以言声，这使他正在进行的《怀念振铎》的续写和修改很难再继续下去，终成绝笔。可以说“巴金先生用笔、用声音工作到他力所能及的最后一刻（《巴金和他的〈怀念振铎〉》）。巴金说：“我是一个到死也不愿放下笔的作家（《大镜子》），“我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后记》）。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了。 除文学写作外，巴金还不顾疾患，主动、积极地关注并参与到现实世界中去。他在家人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到浦东新区参观；他一次又一次关心，督促现代文学馆的建设与开馆工作，还带头捐赠大批图书资料给现代文学馆；他相信他“还有机会拿起笔，想再写一本《三思录》；他不能出席每年一次的政协会，就寄语大会：要“抓好反腐倡廉工作，要“关心教育事业，“关心知识分子待遇，要“讲真话，“讲民主”……（《巴金，这十年（1994年以来纪事）》《百年巴金》）。巴金不仅用文字、用声音，而且用行动“努力证明着一个知识分子生命存在的价值。（《知识分子的生命价值——90岁以后的巴金先生》） 巴金有自己坚定的人生信念。1985年，他在给“十个寻找理想的孩子的回信中说：“只要你们把个人的命运同集体的命运连在一起，把人民和国家的位置放在个人之上，你们就永远不会‘迷途’。（《“寻找理想”》）后来，他更明确地表示：“我有我的‘主’，那就是人民，那就是人类。（《致许粤华女士》）这正是巴金的理想主义、乐观主义的根基所在。也正是有了这个根基，巴金的生命之花才开得如此美丽。 而晚年的孙犁却有太多的伤感。社会上的风气败坏，文坛上的乌烟瘴气，疾病的折磨，亲人和故人的逝去，都使他产生一种理想的破灭感，回天无力的无可奈何感以及生活无意义的虚无感。 早在1987年，孙犁就开始作着与人生告别的准备（《告别——新年试笔》）。1990年2月，在春节的鞭炮声中，他却感到“欢情已尽，生意全消（《记春节》）。1993年，当他接到出版社送来的《孙犁文集》珍藏本，“忽然有一种满足感也是一种幻灭感，他觉得这一套“印刷精美绝伦、“装饰富丽堂皇的书是“我的骨灰盒。他慨叹自己近年的作品“血泪中，已经失去了进取；忧伤中已经听不见呼唤（《题文集珍藏本》）。1995年1月，他在《甲戌理书记》中进一步表达了他对人生的绝望心情：“故园消失，朋友凋零。还乡无日，就墓有期。哀身世之多艰，痛遭逢之匪易。隐身人海，徘徊方丈，凭窗远望，白云悠悠。伊人早逝，谁可告语。“（《曲终集》）正是在这个时候，孙犁在编定了自己的最后一本作品集《曲终集》之后，突然宣布封笔了。对于其中的原因，我曾在拙作《观夕阳———晚年孙犁述论》中作过一些分析。孙犁曾多次表示过“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写文章（《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现在，他却这样决绝地放弃了自己一生热爱的文学事业，不能不令人感到费解和遗憾。他对现实社会和当代文坛的不满与激愤代替了应有的理性思考；他过于看重洁身自好、独善其身、自我道德完善的个人化选择而忽视了读者的期待与作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1995年下半年以后，孙犁在身体条件还许可的情况下却不再读书，不再写作，不再接待客人（包括很熟悉的朋友）。他不拆来信，更不回信。他甚至不理发、不刮脸，每天对着天花板枯坐。孙犁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他走向了完全彻底的孤独。这不单指的是空间意义上的孤独（与外界隔绝的孤独）；也不仅仅是感情的孤独（即得不到他人温爱与呵护的孤独）。这是自己的事业、思想、情感都得不到他人的理解的精神的孤独，是对现实与未来不再关注、不再参与，甚至不再期待的灵魂的孤独；这是由幻灭引起的生命本体的孤独。 回顾过去，充满伤感；面对现实，一腔忧愤；展望未来，感到幻灭。孙犁意识到自己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在医院的病床上静卧了五年之后，2002年7月11日，终于告别了人世。我们不能过分苛求一位身心交瘁的老人。我们只是为孙犁最后的人生终结方式而感到惋惜。他的生命的花完全可以继续地开放，然而却过早地凋谢了！ 巴金比孙犁有更多的坎坷的经历。他受到的批判与伤害更多，他遭受的磨难与痛苦更重，他更有理由走向悲观与绝望。然而由于他坚信人类光明的未来，由于他具有的完全“付出、彻底“奉献的人生理念，由于他能不断地反省自我、解剖自我、超越自我，所以他最终能通过涅而再生。从精神上说，晚年的巴金是一个强者，胜利者。他偿还了许多心灵的债务。他清洗了身上种种奴性的污泥浊水。他作为一位有独立人格的人站立起来了。不能说话的巴金已在医院中躺了五年，但他的精神却像一团火，一束光，给人们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光明。 而孙犁的结局却是悲剧性的。这同他孤僻内向、优柔寡断的性格有关；同他具有较重的小农意识有关；也与他晚年的思想方法的偏执有关。他未能与时俱进，未对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一些传统观念，根据时代的发展和读者的变化及时地作出必要的调整，所以最后落得个“故人何寂寞，今我独凄凉。 作家的比较，不是要评判出作家的优劣高下，而是为了更鲜明地看到每个作家不同于他人的思想、性格与心灵，了解与把握一个更本真、更个性化的作家生命本体以及孕育这个生命本体的历史的、社会的与人文的土壤。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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