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的作家评传都追求客观性，尽量避免主观的评判，而刘艳的曹禺评传（《二十世纪文学泰斗——曹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则在追求客观性的同时，亦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曹禺虽然具备了成为
世界戏剧大师的诸多审美质素，但由于主、客观的双重原因，他终究没有迈进世界戏剧大师的殿堂。换言之，曹禺是一位未完成的戏剧艺术大师。
这种观点并非简单的主观臆测，而是通过大量史料和具体作品的分析而得出的。作为专门研究现代戏剧的博士，刘艳对于中国现代话剧乃至世界话剧的发展流变有着清晰的了解，因此，她不像某些研究者那样仅仅从国内文坛的角度来分析评价曹禺，而是站在世界文坛的高度，放眼世界，将曹禺与世界戏剧史上那些著名的大师如易卜生、奥尼尔、莎士比亚放在一起加以比较。通过具体的考证、分析，作者发现，曹禺的哲学式的孤独与寂寞、看取生活的人类眼光、高贵深沉的悲悯情怀、激情和幻想交织的诗人气质、演剧导剧写剧的丰富经历，使他已具备了成为世界戏剧大师的审美质素，他早期的作品诸如《雷雨》、《日出》、《北京人》也表现出一种大家之气，但可惜的是，他没有能够按照这条路子走下去，在外力的作用下，中途拐了弯。这样，他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大师的殿堂，而另一只脚却改变了其前进的方向。曹禺与易卜生虽都主张为人类而艺术并写过问题剧，但其转变的方向不同，易卜生是从问题剧转向为人类而艺术，而曹禺则是从为人类而艺术转向问题剧，前者成为了世界戏剧大师，而后者则只是一位未完成的戏剧艺术大师。曹禺虽也写过以改造知识分子为题材的《明朗的天》，但它将复杂的生活简单化，没有写出知识分子痛苦的灵魂挣扎，因此无法与《日瓦戈医生》相比，曹禺也就无法与帕斯捷尔纳克相提并论。作者广博的文学史知识一方面增加了作品的趣味，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作者的价值倾向。 作者在评价曹禺时，有着自己的明确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为人类而艺术。这个标准摆脱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二元论模式，强调用艺术的形式表现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作者不是用空洞的理论来宣判，而是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生动形象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作者对《雷雨》的文本分析非常细致，通过《雷雨》创作后从发表到上演的曲折经历，分析巴金、李健吾、靳以等人不同的审美倾向；通过杜宣、李健吾、周扬等将《雷雨》当作问题剧排演、评价的误读，分析这些“审美尴尬”的误读对《雷雨》演出的影响，进而揭示出左翼思想对曹禺的思想及其创作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正是在这种左翼批评影响之下，曹禺渐渐地改变了自己的创作路向，从早期的为人类而艺术转向为阶级、为社会而写作。曹禺早期的作品表现出对人类终极问题的关注与思考，表现出一种悲悯情怀，善于发掘人物复杂的心灵，刻画人物复杂的性格，而后期的作品则成了生活的仿制品。因此，曹禺从《雷雨》开始，就走上了下坡路。作者的这一观点富有新意，分析论证亦非常具有说服力。 仔细阅读作品，在字里行间能充分地感受到作者的写作激情。作者不是站在下面仰望曹禺，也不是站在空洞的理论之山上俯视曹禺，而是平等地与曹禺进行深层的灵魂交流与沟通。作者了解把握了曹禺的一生，深入到曹禺的灵魂深处，将自己的感情与曹禺的命运紧密地连在一起：当曹禺的创作取得成绩时，作者替他欣喜；当曹禺的生活、创作道路出现波折时，作者替他担心；当曹禺的创作出现滑坡时，作者替他惋惜；当曹禺的创作出现停滞时，作者替他痛苦；当曹禺在文革期间人格发生裂变时，作者替他焦虑；当曹禺晚年陷入痛苦时，作者替他分忧。她为中国有曹禺这样一位具备成为世界戏剧大师素质的作家而自豪，又为曹禺没有成为世界戏剧大师而深深地惋惜。作者希望、遗憾、痛惜相交织的复杂感情，既表现出作者对中国现代话剧发展的不满，也寄寓着作者对中国现代话剧的深切希望。 从整体上来看，本书完美地体现出评传的特征。作者一方面通过对大量的史料的梳理“传”出曹禺的曲折命运，另一方面又不为史料所困，站在理论的高度上对曹禺进行客观评价，写出了曹禺的思想灵魂，做到了史料与结论的和谐统一；作者一方面对曹禺有着浓厚的感情，另一方面又能不为情所困，通过理性的分析评判，对曹禺的创作及其在文学史的地位给予客观的理性分析与评价，使感性与理性融为一体。全书视野开阔，知识丰富，新意迭出，雅俗共赏，是一部别具一格的评传之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