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人物档案 余光中： 在内地享有盛誉的台湾诗人、散文家。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生于南京。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 华大学（LOWA）艺术硕士学位。先后在台湾、美国多所大学任教。 出版有诗歌散文集数十种。代表作有《莲的联想》、《白玉苦瓜》、《与永恒拔河》等诗集，《左手的缪斯》、《望乡的牧神》等散文集。 余光中的作品中充溢着对中华传统文化和祖国的挚爱。他在作品中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下次我要请我孙女颁奖 新京报：谈谈你对《新京报》与《南方都市报》联合主办的这次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观感。 余光中：王小妮请儿子给她颁奖，下次我要请我的孙女给我颁奖！这次办到第二届，从广州到北京，更像一个全国性的奖了，而且地点选在现代文学馆，很合适。 据说在座也有第二届被提名的作家，这很有风度，作家之间惺惺相惜，互相肯定，是很好的事。主办单位很认真，典礼并不是沉闷的隆重，可是大家都蛮兴奋，现场气氛很活跃，就算主持人马原教授讲错了，也很自然，无所谓，那不是做作，也不是官式的公式化。 而且，上一届过后还出了本书，把事情报道得很深入、详细，这是有始有终。很多文学奖没有事后这些动作，有点过眼云烟的感觉。 新京报：你说跟五位作家一同接受颁奖，对你是件重要的事。你对他们的作品熟悉吗？ 余光中：莫言在台湾出书很多，读者也很多，我们是同一个出版社的人，所以感觉很亲切。王小妮、韩东我也很早就知道，王尧更不一样，就是他三月底来台湾告诉我有这个颁奖的，我跟他很熟，他也请我访过苏州大学。但新人我不熟，这也是很自然的。 我不会写回忆录 新京报：在记者会上，曾提到现在内地和台湾有相似的现象：情色题材文学走红，而且都是女作家开始写的。你怎样看这种风气？ 余光中：这当然是社会风气开了，教育普及了，全球化的影响，性不再是taboo（禁忌），道德、心理、生理的话题都可以公开讨论，作家也一并跟进。也有女权运动的影响，女人要主宰自己的身体，要觉醒，等等。何况中间又蹦出个同性恋来，把性观念又拓宽了。加上网络来帮忙，两性在网上就可以约会了，跟以前羞怯不一样，改变了两性关系。 但未成熟的年轻心灵会遭遇到困难，甚至灾祸。同时，一个社会如果不是全面转向，一部分开放，另一部分认为很糟糕，先去开放的人会有很多压力，甚至无地自容，饱受羞辱。所以发展太快还是有问题的，有整套道德、社会问题牵涉在里面，并不是你觉得爽就可以去开放。 唉呀，这些问题研究起来影响很深远。台湾佛教当道，好些佛门法师乱来，敛信徒的财过得穷奢极欲，但政客容忍，就因为他们的信徒很多，代表选票很多，也不敢轻易得罪。 新京报：那你有宗教信仰吗？ 余光中：我没有正式的，但我妻子跟女儿近于佛教徒，她们吃素，觉得佛教排他性较其他的宗教小。 对我，艺术和美就是我的宗教。一般人崇拜神明，希望身后有所寄托，而艺术家、文学家相信immortality in art（艺术不朽），也是寄希望于未来。不过我对别人信得虔诚又不诉诸暴力、从爱出发，总是很感动，又尊敬，而且有点羡慕。 新京报：会尝试写小说吗？回忆录呢？ 余光中：不会。我说，写小说的要对人物发生兴趣，诗人是对自我的兴趣比较多，这个“我”容易写成“大我”。白先勇见过一个女人会记得人家穿什么衣服，我就记不得。这是自我在作怪。 大概也不会写回忆录了。回忆录是很麻烦的事情，我没毅力。我不写日记，也少写信，也就是对自己、对朋友都不周到。要是写自传，赤裸裸地不打自招，自己受累，朋友也受累，没必要；要是去掩饰或者美化，又欺骗读者。 罗大佑照讲是侵犯版权的 新京报：你之前还提过跟台湾的流行音乐家也有联系，比如罗大佑？ 余光中：人家都愿意被称为“民歌手”，有点美国“嬉皮”的味道。1975年开始的十年，台湾有个“民歌运动”，学生们都学着美国民歌手的样子自己写歌谱曲自弹自唱，两首歌之间还给大家讲几句话，这是很有趣味的事。 后来就变成了“校园民歌”，等到有了商业价值，就被媒体收买了去，变质了，成了流行音乐的一部分，那些以朴素为自豪的歌手慢慢变成了有钱的流行歌手，像蔡琴，本来很清纯，不过也怪不了她，变化是很自然的。 罗大佑是后来的了，他也受Bob Dylan影响，故意怪腔怪调，戴个墨镜，穿紧身衣，写的词就受John Lenon影响，讲讲革命，讲讲反社会，嘲弄嘲弄爱情。他虽然现在也很红很赚钱，但给人感觉还是没有沦为流行歌手的样子，他多少还保留着“社会批判家”的身份，不时刺痛一下小资产阶级、白领阶级，所以他主要吸引大学生，崔健大概也是这样的吧。 罗大佑跟我没有什么互动，也没有正式见过面，那时是他主动把我的《乡愁》谱了曲，照讲是侵犯版权的，不过我欣赏这个人，也不理这件事了。 新京报：你觉得歌词和诗歌是怎样的关系？同意“好的歌词就是诗歌”这种说法吗？ 余光中：诗人写了个蛋，然后歌的鸟就把它孵出来。好的歌词往往并非是好的诗，写得松松垮垮的歌词，曲作者才有足够空间来安排。 我还没有“落网” 新京报：你提到你的写作受到各种形态的音乐的影响，你的评论也包括评“披头士”，这种影响到底是怎样的呢？ 余光中：我对于文学周边的一些艺术有点兴趣，我对诗、散文的节奏感很讲究，跟我听音乐有关系。我写诗用重叠节奏，或者一个主题的变奏，都来自音乐。 比如我在美国读书时，有一次望向落日的西边，也就是中国的方向，我写：“落日之西，是乌鸦，是乌鸦，是乌鸦/唯我的乡愁，是无涯，是无涯，是无涯”，这是种感性的联想。 还有我写《浪子回头》，当年我离开内地就从鼓浪屿上船去香港的，我就写“鼓浪屿，鼓浪而去的浪子”，形成了奇特的节奏，一个“浪”字变奏了三次，这是从古典音乐来的。 而画家用双眼看世界，是具象的美，放到文学作品中，就是比喻来描写感官经验和意象等等。至于新闻、摄影、电视，可以让你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一个镜头就可以写成一首诗。 ■ 采访手记 在车里，余先生看路两旁：“胡同都被高楼挡住了吧？”又说，任何文化传播都会是种变质，像英国人往茶里加了糖，再加奶；然后说，现在只喝红茶，绿茶和咖啡肯定睡不着，但也偶尔沾点洋酒。 问他现在看什么书，写多少？老先生答，看的都是闲书、杂书，提到了《万象》的taste倒奇特；一个月给报纸写篇4000字的东西，不写专栏。至今天天开车上班，假期跟太太欧美“驾车自助游”，开累了，“她就把左脚伸过来，踩油门”。 余先生说，朱光潜近乎他文学上的引路灯。生活里，太太绝对是“贤外助”，她外向，挡下了不少外间纷扰，自己才得以有这么多年的“象牙塔”之乐。 建议我找David Lodge的“Small World”来看，“写得跟《围城》太像了，有意思得很”。他说他大二看的《围城》，看了就再也不相信自己的老师了，“这毒害年轻人的书”。 访谈后拿出笔让余先生在新出文集第一卷扉页题句，他却从怀里抽出笔，欣然划起来。回家翻看先生写当年他让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在《弗罗斯特诗选》扉页题辞的事：“当时我曾拔出自己的钢笔，递向他手里……可惜当时他坚持使用自己的一枝。”还提到当年合照“……比他年轻半个世纪的中国留学生则侍立在后”，暗自掐了手指，正好50年松余些，心里一紧。 高尔基提前辈托尔斯泰“一日能与此人生活在相同的地球上，我就不是孤儿”。况且曾相见并有一夜谈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