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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过去一无兴趣 陈祖芬的书架上没有一本自己的作品，包括本月刚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她把它们与旧鞋子、做娃娃的布料堆在柜子一角。“我从不看任何我发表的东西，甚至编辑送来的清样都不看，哪怕上面爬满了苍蝇。在这点上我有点极端，我从来不喜欢往 回看。” 自认为对过去一无兴趣的祖芬说起一件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和梦溪去无锡。我们找寻到钱钟书先生的旧居，我们为旧居和当时还住在里面的族人拍了照片，回京后寄给了钱先生。他回信说他已经三十多年没回去了，他不想回去也不会回去。钱先生这种不念旧的生活态度我很欣赏，人不应该老往回看。” 有人把收录了祖芬文章的书寄给她，她随手就会送给一位根本就不认识的路人。 如果谁认为那个早在１９８０年就以一部《祖国高于一切》成名的祖芬属于“上世纪”那就错了，她的生活心态比许多新新人类都年轻，写诗、写散文、上网、看大片、听Ｓ．Ｈ．Ｅ、做或买各种各样的娃娃、一口气做２５０个仰卧起坐、穿上布鞋走１２０步芭蕾舞步…… 这次祖芬又出新书，第一部长篇小说本已让人瞪大眼睛，偏又折腾出“视听小说”的新名堂。研讨会上轮到她发言了，仍是睁着美丽的大眼睛，仍是略带紧张的上海腔调的普通话，“这本书没有什么特别的创作动机，我只是觉得好玩！”她是急性子，小说只用了２２天时间。当年在大学课堂上当教材学习《祖国高于一切》的孔庆东看罢大呼，陈祖芬“原形毕露”了！ 应宁波市所邀，祖芬正在写一批新散文，１７天已写出２４篇。“其实我不喜欢人家说我是报告文学作家，我认为自己的散文比报告文学写得好。” 说起成长之路，祖芬笑言一切都来得稀里糊涂的。听罢她的故事，感觉就像吃馅饼，吃到第六个时终于找到了感觉。当然，前边几个也都必不可少，这一点，连她的娃娃们都知道。 第一个馅饼：篮球中锋 上海市篮球队发了球衣，她却病了 记者：当作家是从小就有的梦想吗？ 陈祖芬：我这人从来不会设计自己，更是从没想过当什么作家。 我从小就希望当篮球运动员。因为小时个子高，酷爱运动，我把打篮球当成最大的乐趣。记得那时大热的天我从窗口爬到老师办公室去拿球，一边的同学都在复习功课，第二天要考化学，他们说陈祖芬复习好了吗？我根本忘了考试这码事，一个人打得热火朝天。结果第二天考试我得了两分，不及格。 本来上海市篮球队录取了我，都给我发了球衣了，准备让我打中锋，结果因为打球太玩儿命，我病倒了，休学了一个学期。 第二个馅饼：翻译 高考只填六个志愿，全部是外语学院 记者：篮球中锋的梦破灭了，下一个梦是什么？ 陈祖芬：我中学就读于上海淮海中学。我对英文特别喜欢，简直到了狂热的地步。英文成绩也非常好，好到什么地步？老师让我来批改全班同学的英文作业，后来甚至考试卷子老师也拿来让我判。 我当时的理想就是当笔头翻译。高考时我们每个人按规定可填十四个志愿，我对自己太有信心了，只填了前面六个，全部是复旦大学外语学院、北京外语学院等外文院校，且清一色的英文和法文专业。 第三个馅饼：戏剧演员 服从分配到上戏，悄悄把演员专业改了 记者：结果天不遂人愿上了戏剧学院？ 陈祖芬：艺术类院校招生比其他院校要早。当时上海戏剧学院表演戏到各学校去找适合当演员的学生，因为上戏主要拍西洋戏剧，他们选演员要符合大眼睛高个子的条件，我身高一米七二，眼睛也蛮大的，就被选中了。可我自己对当演员一点也不感兴趣。为了说服我，招生的老师到我们学校去了四趟，团支部书记找我谈话，“你是共青团员就得服从组织分配。”一句话吓得我没办法了，只好不情愿地去报到。 记者：那怎么又从表演专业调到了戏文专业？ 陈祖芬：我从小其实特别老实，可那次入学填表时我做了件很不老实的事我偷偷在专业一栏填写了戏剧文学系。 填表后就口试，后来人家才告诉我我口试得了零分。我记得老师问我“看过戏剧吗？”我说看过《马兰花》。“什么叫情节？”我说情节就是情节。“钢产量是多少？”我说４０，“是４０吨还是４０斤？”我说不知道……我当时腿长长的，戴着蝴蝶结，像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大家都看着我笑。后来我被录取了完全是因为作文好。当年报考戏文系的有一千多人，只录取二十几人。 记者：上戏的四年学习对您来说非常重要吗？ 陈祖芬：是的。上戏剧学院后我也不太守规矩，我经常独自溜出去看话剧和电影。光是《天鹅湖》《第十二夜》我就不知看过多少遍。到现在我也认为让我受益最大的艺术大师是莎士比亚，他文字里的诗意和磅礴的气势给我极大影响。另一位大师就是狄更斯，他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是在我１１岁那年由我妈推荐看的，我喜欢的不得了。记得在我上戏文系不久，老师在写作课上说，“这一届的学生作品里有了浪漫主义的萌芽，幽默感很像狄更斯。”我知道他说的是我，我挺得意。 第四个馅饼：诗人 总理去世，因悲痛走上诗歌路 记者：毕业后您去了哪里？ 陈祖芬：１９６４年我大学毕业了，当时是２１岁，在朝阳区文化馆一呆就是十几年。我本来要分到人艺的，因为“文革”很快开始了，所有大学生先是集中到北京市文工团，后来许多人都当工人去了。 我还算不错，被留在文化馆了。记得第一次我独自去下乡，到朝阳一个叫将台的地方，我一个人背着被子迷路了，到晚上八点天都很黑了，我死活都找不到我要下的乡在哪儿。当时是秋天，金黄的庄稼地很美，我一个人背着被子乱转，后来记不得怎么就找到了。 记者：怎么走上写作之路的？ 陈祖芬：如果周总理不去世我就不会走上写诗的道路。 １９７６年总理去世了，我伤心不已。当时正是数九严寒，每天我都从东单我的宿舍走到天安门广场去祭悼，虽然戴着大口罩，眼泪掉下来滴在地上就成了冰。 我每次从广场回来都又痛哭一阵，心里太难过了，然后就写诗，也不按韵，每天写几十行，写了一堆放在那里，也从没想过要发表。 不久唐山大地震，我们住的楼因为是危楼，被围起来不许任何人进去。我很穷，没有任何财产，还是一个人偷偷地冲进去，就为要把那些诗稿拿出来。后来我回上海也把它们带在身边。 “四人帮”被粉碎了，许多纪念总理的诗都刊发出来了，我想到了我那些诗稿，就拿出来按“梯”形排列好三百多行，寄给了《人民文学》杂志社，没想到１９７９年１月就发表了，这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部作品。 第五个馅饼：报告文学家 为邻居写材料被毙，“四不像”成了成名作 记者：从诗歌又怎么到了报告文学呢？ 陈祖芬：第二年，在《北京文学》负责报告文学的编辑陈世崇突然问我能否写个报告文学。我从来不知道报告文学为何物，他就带我去清河毛纺厂和电子管厂采访。记得两篇报告文学都发在了《北京文学》上，其中有一篇题目为《她创造时间》，那个残疾女工名叫陈伦芬。 记者：成名作《祖国高于一切》是怎么写出来的？ 陈祖芬：当时有个和我同住一个筒子楼的女工要我帮她丈夫写一份落实政策的材料，给“中直机关落实政策办公室”。我最头疼写材料，宁可去搬砖或干任何重活，可人家和我是街坊，不帮又不好，我就硬着头皮写了。在和她爱人谈了三个小时后，我花一个晚上就把七八千字写完了。那个材料像电影剧本一样用了大量蒙太奇手法，其中还有很多诗，完全是个“四不像”。 结果交上去后被打回来了，上面的批语是：文章写得不错，但不是我们需要的。重写！ 重写我是不干的。我记得很清楚，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３日，我把它放在了和我一墙之隔的《人民日报》传达室。 为什么把稿子投给了《人民日报》？因为我不认识他们，一锤子买卖，不管用不用都无所谓。说实话我是怕陈世崇笑话我写这么一个“四不像”，要不我第一个就会交给他。 我没想到第二天上午，一位叫刘虔的编辑就打来电话，说《人民日报》文艺部全体人员都看了文章，他们要放在“十一”专版上全文刊发。 我有些吃惊，也没觉得会怎么样，结果“十一”果然整版刊发了，《文汇报》等都配编者按转发了。这篇被打回来的材料就这样引起了全国轰动，糊里糊涂地成了我的成名作。 记者：当时引起了轰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陈祖芬：数百封读者来信通过《人民日报》转给了我，其中居然还有一位署名胡乔木的，他给我写来了好几封信，他非常有学问。后来我才知道他真是国家领导人胡乔木。我们只在中国作协的一个宴会上见过一面。为此在他去世后我写过一篇文章《真的就是胡乔木》。 第六个馅饼：专业作家 人艺和儿艺争档案，领导发话成专业作家 记者：那又是怎么成为专业作家的？ 陈祖芬：１９８０年底，全北京市搞职工汇演，朝阳区的演出剧本由我来写。领导给我两个礼拜时间。记得我先拿出两天时间采访了一位体操冠军，写成《美》寄给了《人民文学》，当时一位叫高远的编辑在稿件的空白处改得密密的，我看了很生气，又全部给他涂掉后寄还给他，结果他非但不生气，还按我的原文发表了。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 写完《美》，我还有七天时间。于是我就写了个名为《人生舞台》的轻喜剧交差了。那是我第一次写舞台剧，吓得自己根本就不敢去看。结果据说上演时观众从头笑到尾，我这个无名之辈一下在戏剧界又出了名。 人艺和儿艺有两位上岁数的女领导看后都要把我调过去搞创作。我左右为难，感觉儿艺先找的我，还是去儿艺吧。正不知如何是好时，文化馆的领导说儿艺和人艺都来过人了，一边抢走了人事档案，一边抢走了工资档案。后来两个剧院又分别找到北京市文化局，文化局说陈祖芬是人才哪里都不能去，就让她在这儿当专业作家吧。可当时我从没写过任何加入作协的报告，就先在文化局这根本就没有专业作家的单位当起了专业作家，幸亏文化局和作协都在一个楼办公，后来我才转到了作协。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后就成了专业作家，飞来的专业作家，不写这个戏就没有可能，你看我的人生就是这样，没有一步是设计出来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