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摄影：本报记者康慨 当菲力普·肖特跟着我走上金水桥头，并以一个标准的中式姿式，将这本红彤彤的书抱在胸前时，马上吸引了天安门前一大帮 好奇的游客过来围观——我们得赶紧走了，不过，给《毛泽东传》的作者拍照，我再也想不出比天安门更合适的地方了。 这里是重要的见证之地。为了写作此书，肖特还用五年时间，沿着毛泽东前半生的足迹，走访了中国的许多偏远之地。 到红色中国来，是肖特年轻时的梦想。1966年，他就做过这样的尝试，但直到11年后才得以成行。从1977年开始，他作为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常驻北京四年。像许多有中国情结的西方人一样，他最终和中国人结了婚，也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 不同的是，肖特写的是毛泽东的传记。 3月26日，菲力普·肖特在北京接受了中华读书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非常感谢你接受中华读书报的专访。我想我是中国首位报道你的这部毛泽东传记的记者，那是在1999年11月——此书在英国出版的当月，中华读书报刊登了我所写的介绍文章。 我记得此书的英文版很厚，有近800页，后来有评论称之为“大红书”（BigRedBook），我也在当时的文章中提到，这是一部“大著”。所以，当我拿到此书中文版的时候，有些好奇地发现，它好像不那么“大”了。 肖特：是的，英文版确实很厚，但在将近800页的篇幅中，有150页是资料索引，中文版没有使用那么多，而且，由于中文简洁的特性，使这本书不再过于厚重，我想，对中国的读者来说，这是件好事。 记者：我们知道，你的职业是记者，而非专业的历史学家。那么，为什么你会想到为毛泽东作传，毕竟，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 肖特：你知道，在西方，退休后并不能拿到很多钱，所以我必须另辟生路，养家糊口，买吃的，支应开销。我做过记者，我喜欢记者的工作，但我也写书。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于30年前。 记者：《龙与熊》（TheDragon＆theBear）？ 肖特：不，是一本非洲领袖的传记，关于马拉维总统班达（编注：《班达传》，Banda，1974）。我一直都非常喜欢历史，喜欢这一类的书。当我年过半百，我觉得已经到了该结束记者生涯的时候了，我要用余生著书立说。因为，当你写书的时候，花的时间越多，就能越来越深入。 我一直迷恋中国，也曾在中国工作，我太太是中国人。此外，我认为，毛主席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他绝非普通的政治家，而是非常特殊的领袖。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事事都对，但他的确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而这些成就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如果你看看今天中国的发展，就会明白，它建立在毛泽东40或50年前打下的基础之上，这些成就非常非常重要。 对一位作家而言，如果你想写某个让人感兴趣的人，那么毛泽东就是极其让人感兴趣的人物。他有那么多令人着迷的东西，既矛盾，又思想深刻。对传记家来说，不可能有比他更好的题目了。所以，我愿意花上六年时间去写毛主席的传记，我认为自己这六年绝非虚度。 记者：我从西方一些媒体上读过不少关于此书的评论，它们大都承认，这本书在细节上非常丰富。你是如何做到一点的？ 肖特：我很幸运，因为自1980年以来，西方就再未出版过毛泽东的传记，最后一本是罗斯·特里尔写的。而从1980年开始，中国的历史学者整理和写出了数量巨大的新文件、新文本、新文章和新书，有些公开出版了，有些则对学者们开放，以供内部交流，它们提供了关于毛泽东的丰富信息。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比20年前写出更为完整的毛泽东的形象。这也是我自认我的书非常与众不同的原因所在。 另一方面，我是个外国人，我不是中国人。所以我可以保持距离，我可以寻找第三条道路。这就好比你身处森林之中，只能非常清晰地看到一棵棵树，但如果你置身其外，俯瞰森林，那么你就会看清整座森林。中国人与其历史的距离太近了，而我不是这样。这并不意味着我的书更好，而只意味着它与众不同。我想，这也许正是中国读者喜欢它的原因所在——以一种不同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历史和毛主席。 记者：你似乎与中国非常有缘？ 肖特：我是1977年来到中国的，4年后离开。此后我经常定期回来，现在大概一年一次。我与许多中国朋友和同事保持着联系，我仍然像以前一样迷恋着中国。 记者：现在距离毛泽东去世已近30年，但他的影响力仍然在世界许多地方存在。你对此怎么看？ 肖特：是的，毛泽东的影响力仍然存在，尽管不再是以那么直接的方式。毛泽东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今天的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扮演着不同以往的角色，你们比50年前更为重要。当然，这是中国几代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但是，毛泽东是将旧中国变革为今日新中国的第一代领袖。就此意义上而言，他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格局。 记者：也许我太年轻，不足以给这本书一个更适当的评价。毛主席逝世的那一年，我只有六岁。但是，中国更年长一些的读者是如何看待这本书的？我知道，你这次来中国，见到了你的不少读者。 肖特：我在长沙非常高兴。我们在长沙的一家大书店搞了一个小型的研讨会，有不少毛泽东生平和思想方面的学者出席。我很受感动，因为他们喜欢我的书，发表了很多评论。中国的学者如此欣赏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写的书，实在令我受宠若惊。我还要说的是，他们很多人都比我老。 记者：你已经写出了这样一部关于中国伟人的著作，那么，是否还有其他计划，再写一些中国题材的书？ 肖特：啊，如果你写出了一部毛主席的传记，那还有多少同样高度的中国人能让你写呢？ 将来我还会再写中国题材，但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计划。而且，我不认为中国人应该关心外国人怎么看他们，中国的事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与美国、英国，或者法国都没有关系。中国社会的进步要靠中国人自己，而非任何外国。外国人所要做的，就像我在书中所写的那样，是要去尝试一种新的看问题的角度。 在书中，我只是叙述者，而不做评论。 记者：历史充满了戏剧性，人生充满了戏剧性，这是阅读此书带给我的感受之一。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受，是因为历史和人生本身即是如此，还是因为你的写作？ 肖特：毛泽东的个性非常强烈，而在他的那个时代，中国一度动荡不安。所以，此书所传达出的戏剧性当然来自历史本身，但是，我也认为，毛泽东生逢其时。如果你处在一个平静祥和的时代，那么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这本书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引人入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