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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期的汉语思想界，殷海光是个备受瞩目的人物。殷著《中国文化的展望》是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学界的一致评价是，殷著展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追求中国现代的学术良心与道德勇气”（李敖语），并认定为20世纪中期汉语思想界的一份精神遗产。鉴于《中国文化的展望》的影响力，以及《殷海光全集》的出版（ 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学界对殷海光的思想研究和文献资料整理在广度和深度上得以延伸。就其思想渊源的背景考察，已从氏族家渊、启蒙教育、人生经历的考证，延伸到人格心理原素的解析，叛逆个性的追溯；而殷氏的学术心路及其思想史意义的评判，则已不局限于近代中国在“五四”前后思潮激荡的透析，更是把西学源流的导引、台湾政治文化态势的问题意识都纳入学术研究的视野；研究者也不限于殷氏的门生弟子、学友亲朋，已广及海内外思想界。现经殷海光文献资料馆的建立，殷海光思想国际学术会议的启动，殷海光研究正成为文化思想史领域的一门跨地域、跨学科的学问。若将之称为“殷学”，恐怕是不为过的。 殷学的核心主题是自由主义思想研究。 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研究，学界似乎公认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始自严复（前“五四”时期）、继于胡适（“五四”时期）、延续于殷海光（后“五四”时期），他们构建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谱系。李敖更是言之凿凿地声称，殷海光是继胡适之后的“中国自由主义领航人”（《李敖回忆录》）。20世纪90年代，内地学者开始加入殷学研究，切入重点也是自由主义。胡伟希在《读书》杂志发表《殷海光的心路历程》（1989），之后有洪晓楠《论殷海光的文化思想》、李翔海《评殷海光的中国文化观》、李明辉《徐复观与殷海光》等。由于内地学界的起步晚于台港及海外，现有的成果有着明显的滞后与不足。作为殷学研究的一部新作，何卓恩的《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出版）则努力进行探讨，为殷学的行走做了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其著作本身也是值得推介的。 何著的殷学研究，是以宏观的文化生存解析结合微观的思想个案探究作为切入点的。也就是，从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关联上，考量殷氏的思想历程、思想个性及其在思想史上的价值定位。著述的结构及其诠释，确有一种兼之史笔式的通论风格，为读者清晰勾画了殷海光如何从理想三民主义框架进入自由主义的思想轨迹，同时也客观评估了殷海光“后‘五四’”思想启蒙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价值意义与局限。阅读何著的感悟还不止于此——从殷氏的个案研究中折射出中国自由主义在当下转型的走向。这在汉语思想界的殷学研究中还是不多见的。台湾学者韦政通、林毓生、钱永祥均对何卓恩的著述表示充分肯定。他们认为，何著颇多创新，尤其是对殷海光思想形成的研究填补了空白，对殷海光思想转型阶段的分析甚为独创，深化了海峡两岸的殷学研究。笔者认为，这些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当然，何著对自由主义传统与殷氏个案的分析评估，只是学人一说，毋需唯同斥异。笔者觉得值得一议的是作者学术书写的方法论，颇见创新。 何著学术书写的思维路径是动态的史论兼容思想史意义的哲学考察。也就是，梳理殷氏的学术思想历程是置放在动态的文化生态（包括社会文化思潮、社会政治形态）之中考察；叙述社会思潮演进的史实兼及评估思潮在不同阶段的涵义与个性；考察殷氏学术思想的价值又沿顺哲学研究自一般（自由主义思潮及其传统）至个体（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自个体（殷氏的个案研究）及一般（中国自由主义转型及走向）的论述。这显然有别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也有异于学术家思想评传的书写。这种学术书写和表达不是以肯定性、规定性的思维方式来确立作者的主题意识，更多是在非规定的思维中凸现其差异性、多元性的理性思考。这有助于凸显作者在殷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和探索的理论深度，避免了琐碎的史料堆积和泛泛空疏的抽象议论。这对殷学研究在学理上具有拓展的意义。 在何著的书写中，给人印象至深的是“代际”概念的引入。具体而言，是以“代”的历史形态（通过代表人物作典型显示）来解析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通性；进而又在代际的比照中凸现殷氏自由主义思想的差异性。殷氏对自由主义的诉求，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启蒙的延续。虽说，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乏其人，但开思想风气之先的，且标志“五四”前、“五四”后的领军人物则公认为严复与胡适。不同时期的自由主义启蒙其思想资源、思维视野、价值观念、社会担当均有不同的侧重和兴奋点。代际的审视既可逻辑地显示本原精神的共性，又能在多角度、多层面的比照中（如社会文化生态的历史性与当代性，思想资源的文化传统与西学源流，人格心理的个性异质等）体现其各自的价值取向。诸如，自由主义的价值理性分析。藉凭代际观照的比较审视，作者拟可探究殷氏在价值理性上的思想特征和个性追求，梳理出中国自由主义的当下走向。严复的自由主义诉求，表现了他对个人自由主义和独立权利（行己自由）、限制政治治权（政治自由）、不可剥夺民力（经济自由）等方面的自觉；胡适的自由主义启蒙意识则强调的是“现代化”、“西化”和反传统、张扬人性解放的文化革新的价值目标；而殷氏的自由主义理念却有着更鲜明的时代行走的特征——将自由定位于“人权”，将终级目标从思想的“创造力”转移到反对极权、保障基本人权的自由民主道路上。殷氏的学术思想显然有异于严、胡，体现了回应社会现实的思想特质。作者在著述中将严复称之为“理知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为“实验的自由主义者”，殷海光为“理想的自由主义者”，就是在代际比照的审视中所作的思想史意义上的定位。作者的分析和定论，持之以据，言之成理，分析透彻。这在当下殷学研究中实是不多见的精彩篇章。 双向观照是作者持之哲学反思的一种表达方式。他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衬照殷氏的思想转型的历史承接与现代性应对；又由殷氏个案折射中国自由主义的总体走向。这种双向观照的价值评估，无疑对殷氏个案研究有了历史的深度和全景趋势的前瞻意义。阅读全书，笔者拟可作以下简约的概括：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经三代的延续，是对西方自由主义涵义的认同； 自由主义之“中国性”的表征，是应顺民族危机而生成、延续； 殷氏诉求自由主义的关注点和兴奋点是“再造文明”的选择，其对现代化的向往是承接着中国历史文化的自身逻辑； 殷氏崇拜自由主义的理想认知，既是新一代自由主义者的思想特征，也是其理论缺乏（传统思想资源的匮乏，西学渐入中国的历史悖论）所展示的局限； 殷氏的自我思想转型意味着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终结，以及现代版自由主义渐进的肇端。 笔者认为，何卓恩的思考和总结不只是他对殷学研究作出的颇有创见的理论成果，其意义还在于，他提示了当下殷学研究的行走趋向。正如此，笔者评说何著确实填补了海峡两岸学者的殷学研究的空白。 （《殷海光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何卓恩著，上海三联学术文库之一，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