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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朱德发、贾振勇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是近年文学史学界的一部力作。此书面世以来，广受赞誉，被认为具有“缜密其思，磅礴其势，激情其思，史哲其质”的品格，足当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学科的奠基之作（李钧：《走向“文学史哲学”》）。《文学评论》、《中国教育 报》等均有专文推介。笔者在认真拜读之后，亦觉有所收获。然而，在对本书著者表示感谢的同时，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本书有关章节存在较为严重的学术失范。 本书第六章第四节“域外文学史观念之流变”几乎全文抄录德国著名学者赫尔穆特·绍伊尔的《文学史写作问题》。我仔细对照了《评判与建构》的第167—173页和《重解伟大的传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74—102页，朱著本节共六页，四千余字，除最末一小段外（关于此节，稍后评述），字句完全相同者达95％以上。考虑到如果列出两文相同部分将占据相当大的篇幅，笔者只能举两文相异者如下： 1．涉及年份问题，原文为“（1767—1845）”，《评判与建构》则为“（1767—1845年）”，如此者三例。 2．直接引文变为间接引文，实则字句未改，如此者三处。 3．同义词汇或短语替换原文，如“假如说”改为“如果”。对某些段落稍加删改、再予拼接。如将原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抄改为“典型的代表”；将原作中“在格尔维努斯看来，起决定作用的应是各时代文学的目标、演变和思想内涵”抄改为“在格尔维努斯看来，在文学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各时代的目标和思想内涵的演变”。有的地方则跳着抄。手法多样，不一而足。 本文的执笔者是朱德发教授的学生贾振勇博士。尤为恶劣的是，贾博士在“暗引”了数千言之后，末尾处为再次引用的赫·绍伊尔的一句话给出注解，造成“只此一句属于引文”的假象。这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注解，是一种极不高明的掩饰。查检全书，先后五次引用《文学史写作问题》，凡是小段引用，均有注解，由此可见作者深心。 不仅如此，同章第三节《“文学”定义的现代界说》也存在大量抄录的问题。书中第164—165页关于文学定义的五个种类，分明抄自《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一书中史忠义先生写的《关于“文学性”的定义的思考（代译序）》。抄袭者对原作中的有些话有一些删节，凡是大段抄来的文字，与原作一字不差。 其他章节有无问题，笔者无暇一一对照。 《评判与建构》中还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请看第171页的注解：“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7页”。我查阅了这一版本的《真理与方法》，此书共275页。 另外让笔者百思不解的是，为何在“域外文学史观念之流变”这样一个宏大的名目之下，正文所论却仅限于德国一域（且不论纯属抄录）。所谓“域外”，自当包括中国之外各个主要国家，如法国、英国、美国、俄国等。这些国家都在“文学史观念之流变”中有丰富的资料，并与德国文学史家有所不同。为什么贾博士对他国文学史观念的流变轨迹不置一词？贾博士在文章的最末一段理直气壮地断言：“显然，德国学术界文学史观念的流变，并非是独有的和特殊的区域性现象，恰恰相反，是一种全球性的关于文学史观念流变的局部展现，体现了人文学科视野中人类塑造文学史知识的诸多共相特征。”（《评判与建构》第172页）这样的说法，有何根据？ 本书第一作者是文学史学界颇有威望的朱德发教授，我的疑问是，赫·绍伊尔的《文学史写作问题》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重新解读伟大的传统———文学史论研究》和1999年版《重解伟大的传统》中均有收录，并非罕见资料。朱先生只要对贾文浏览不到十行，即可发现上述问题，为何竟默许了这位博士对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如此“借鉴”？退一步讲，即使朱教授并未读过赫·绍伊尔的《文学史写作问题》，作为本课题的主要承担者，也有必要发现并指出此书明显的学术失范处：一，第六章第四节对西方学者观点大量引用，除了装模作样的三处注解，基本没有出注。二，本书多处注解不标引文页码。三，“域外文学史观念之流变”之“名”与“实”严重不符。对于这样一种常识性错误，朱先生为何不予指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