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当代欧美文化研究和社会历史研究领域，近几年来，阿里夫·德里克（ArifDirlik，1940－）的名字格外引人瞩目，这不仅是因为他在近十多年来的全球化研究和后殖民理论批评中尤为活跃，同时也因为他
不时地基于自己的第三世界血统和文化知识背景，提出一些既对“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有着挑战意义的新观点，而且也对处于后殖民氛围下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有着启迪意义的批评策略。此外，他和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后殖民理论家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他是一位专攻中国现代史，更确切地说，中国革命史的汉学家，他通晓中国文化和历史，可以十分流利地与中国学者进行直接的交流。可以说，他与中国学界同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比较密切的。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从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视角，对德里克近十年来对一些颇有理论意义的课题所作的贡献作一评介。
作为一位学识渊博的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德里克的主要专长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他的主要著作包括《革命和历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撰史学的起源，1919－1937年》。近十多年来，他的兴趣相对集中于全球化问题和跨国资本语境下的第三世界批评，或曰第三世界的后殖民批评，写下了不少文字，在西方主流学术界和第三世界文化批评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如前所说，德里克近年来关注的重点是全球化问题以及在很大程度上由此所导致的文化上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正如他本人多次揭示的，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全球性的转型时代，传统的描述方法和理论术语在新的时期显然已经过时，或者使用起来显得牵强附会，因而在我们所从事的文化学术理论界和批评界，便出现了一种理论更新甚至“术语轰炸”的趋向，各种各样的“后学”理论思潮在这一时代应运而生，占领了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领域，诸如“后现代”、“后殖民”、“后人道主义”、“后社会主义”、“后革命”、“后东方主义”等。这些术语的出现自然受到固守传统或坚持现代性话语的学者们的反感，他们中的不少人已拍案而起为捍卫现代性的合法性而奋战。但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所有与“后”相关联的学问或理论排斥出学术的殿堂显然也是不可取的和不可能的，因为这些术语所描述的种种理论思潮和社会文化现象都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们的知识生活中的，有些已经深深地渗入到了当代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中，影响着他们的思维和行动准则以及著述风格。因而对这些“后学”作一番理论辨析，乃至找寻出其源头还是颇有必要的。 在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界和史学界，德里克可算作是对“后学”的崛起以及各种与后学相关的术语的进入学术话语立下汗马功劳的，尽管他始终踟蹰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游刃有余地往来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批评话语之间，并能娴熟自如地运用前者的批判思想和后者的解构方法对当代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思考和分析，尤其是他对全球化（后工业后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和后殖民理论（后现代主义在第三世界的变体）的研究不仅在近几年来的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有着较大的影响，而且这一影响已进入了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文化学术界。 如果说，后现代、后工业和后殖民这三个术语的创造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并且出自别人之手的话，那么后革命和后社会主义这两个术语无疑则出自德里克之手，他的功绩不仅在于对包括这两个术语在内的所有这些术语所包含的深刻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精确界定提出了推进性的见解，而且他本人还是这后两个术语所展现的现象的权威性描述者和构划者。因此我在1999年编选并主持翻译出版了一本德里克的论文集，把他写于1985至1995年间的论文置于“后革命”这一宽泛的标题下。正如作者在那本书的中文本序中所言，随着当代形势的变化，“这套术语取代了早先的现代主义、殖民主义和三个世界、社会主义和革命那套术语……从当代视角看来，它们却纠缠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中，因而再也无法用来描绘当今世界”（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第1页）。确实，欧洲中心主义的解体客观上为美国的文化霸权在全世界的扩张铺平了道路，全球化就是既对欧洲同时又对第三世界产生冲击的一个隐匿着美国霸权主义的现象，因此有人干脆断言，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另一种说法，或者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代名词”。这种说法虽不无偏激，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全球化所蕴涵的帝国主义霸权。正如德里克等西方知识左派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全球化加剧了原有的贫富等级差别，使穷的更穷，富的更富，大部分人被全球化的法则无情地放逐到了社会的边缘。因此全球化在世界各地引起的抵制浪潮此起彼伏，难以平息。现在全球化的冲击已经波及到了中国，给我们的经济建设、法制建设、文化建设乃至医疗卫生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中国既要置身于世界大家庭中（加入世贸组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就得遵守公认的国际法，因而便促使我们不得不对国内的不少与世贸组织的法律和法规不相协调的法律条文进行修改。同样，去年“非典型性肺炎”也说明了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旅行和迁徙所导致的全球性病毒感染。当然，作为国际大家庭成员的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密切配合，果断地割断了传染源，使得SARS病毒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就说明，全球化同时也使我们有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并能得益于全球治理的高效。因而对全球化这一无法回避的客观现象，我们必须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通过分析它的理论渊源来正确把握它的当代形态，从而使之为我们的发展服务。在这方面，德里克的得自长期实践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参照。这本书中所收的一些文章就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现象的研究以及作出的理论分析，有些观点虽与我们的观点相左，但也完全可供我们参照借鉴。 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和后人道主义主要用于描述西方文化和文学在某一特定时期和文本中出现的现象和代码的话，那么后殖民理论及其研究的诞生则与第三世界写作和理论批评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与德里克在杜克大学共过事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当之无愧的权威理论家，但是对于突破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把后现代理论经过改造之后用于描述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和文学现状，则不是詹姆逊的长项，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德里克的丰富中国文化和历史知识，这一点完全可以在他和他过去的学生张旭东为国际后现代研究的权威刊物《疆界2》（boundary2）主编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专辑中见出，那本专辑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对于突破后现代研究领域内实际上存在着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应该承认，德里克在某些方面也受到詹姆逊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阐释和运用上，但从他的文章和演讲中不时流露出来的观点使我们不难看出他与詹姆逊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这主要体现在他基于东方文化背景和知识对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下的后殖民和第三世界批评的质疑和研究。德里克不无创见地指出了一个西方学者往往视而不见的事实，即“全球化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过程，至少从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间算起……假如全球化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象，那么就要通过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来实现，因为这三者都曾经是全球化的产物并以某种方式为其成型做出了努力，或者像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那样甚至限制过它。”（《后革命氛围》第9页）而当这两种思潮在世界风云的变幻中退居后台时，全球化便被推到了前台，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论述后殖民主义时，德里克把追踪的触角伸向对有着根深蒂固观念的殖民主义体系的批判，而在描述后社会主义现象时，则追寻社会主义时代的种种理论准则，试图为人们提供一个“第三条道路”的选择模式，而贯穿这一切之中的则是全球化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 随着全球化研究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全球化并非铁板一块，它并不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更不是一种在各民族－国家和地区都以同一的面目出现的现象，而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制于它赖以实践的本土情形，因此全球化在世界各地便以多元的形式出现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对于这种“杂交”的现象，罗兰·罗伯逊称之为“全球化本土化”（glocalization），而德里克则用一种更为直率的方式来表示：“本土中的全球（化）”（globalinthelocal）。收入《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阿里夫·德里克著，王宁编，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篇题为“本土中的全球化”的论文就从讨论电影《本土英雄》入手探讨了这种“本土中的全球化”的可能性以及这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本土是一片充满前途的场所，这是我的首要看法。在过去十年中，全球化的社会与意识形态上的变化推动了我们对本土进行激进的重新反思。我尤为感兴趣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将本土作为一个抵抗与解放场所的看法的出现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对我来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将“批判性本土主义”作为一种对当前层面上的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清晰表达与本土主义区分开来是极为重要的。然而，一开始我也认识到本土作为困境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尽管在本土主义的前途中充满了解放思想，但它同样也被用来掩饰压迫与狭隘。当最为常见的本土主义作为一种灭绝性的矛盾再现于世界范围之内时，本土却作为一片充满希望的场所出现在这个历史的时刻，这一点确实是极具讽刺意味的。而前者同样也会在本土作为抵御压迫与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所有思考中出现。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这里面临的本土问题都不是常见的或传统意义上的“本土”，而是一种可以解决现在最基本的矛盾问题的当代“本土”。 也就是说，这种“当代的”本土实际上就是一种“全球化了的”（globalized）本土，反之，全球化一旦落实到某个民族－国家或地区，它也就成了一种“本土化了的”（localized）全球。这种充满辩证法的历史观颇为值得我们参考。 毫无疑问，后殖民、后革命都是处于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下的现象，在谈到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时，德里克进一步指出，“全球主义的基础是资本主义中的发展主义假定，而后殖民主义与全球主义不一样，在我看来，与其说它是为当前权力结构做辩解，倒不如说它是对这种结构的妥协……我曾提议，把现在的形势描绘成后革命的要比后殖民的更贴切，因为作为历史现象的后殖民性的直接反应是革命，而当今后殖民主义回避选择革命，更倾向于去适应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后革命氛围》第172页）因此，这种状况虽然算不上是一种反革命，至少不能算作革命，那么就干脆叫“后革命”，它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与权力机构的共谋。“后革命”照我的理解，也即在革命时期的急风暴雨式的斗争结束了的一段时期，在“后革命”时代，各种势力既相互斗争，但更多的则是相互渗透，相互妥协和相互对话。推而广之，后殖民所包含的既是对殖民主义的批判和扬弃，同时在这种批判和对抗中又孕育了一种新的殖民形式，也即之于第一世界的反殖民，而之于第三世界的则是新殖民；同样，后社会主义也同时包含着对社会主义的种种弊端的扬弃和对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吸收，这在德里克看来，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反社会主义的性质。基于这一立场，德里克在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弊端时，便笼统地将其归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抛弃，这显然是失之偏颇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这是就其精神实质而言的，至于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于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不能及的。当然，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尽相同，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完整的理解或重新阐释也是在所难免的，因而在一个坚持基本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有节制地吸收资本主义的一些合理经验和管理模式也是切实可行的，特别是对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主义中国更是如此。这一点也许德里克并未清楚地意识到。 作为一位有着第三世界文化背景又生活在西方的中心美国的知识分子，德里克自然格外关心第三世界问题，但他的研究视角却是对“第三世界”这一概念进行质疑开始。毫无疑问，对于三个世界之划分，德里克曾经是一位热切的支持者，但近十多年来，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前苏联的解体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复存在和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世界各地，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三个世界已经逐渐演化为多极角逐的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互相对峙和对话，各种民族文化的冲突和交融，造成了当代世界的新的格局，用我在一本书的标题中所总结的，这是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第二世界的解体，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不平衡发展也造成了这一曾经试图以一个声音说话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出现了巨大的贫富等级差别，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全球化。德里克的创见不仅仅体现在对第三世界理论的质疑和解构，更在于他提出的由“土著居民”等地方化或本土化势力为主的“第四世界”的概念。尽管他对这一概念的阐释并未深入，但对第三世界概念的解构却是相当彻底的，“当今对第三世界概念的彻底批判必须包括：第一，区分现在与过去……第二，因此，还有必要区分不同的第三世界话语隐含的结构情景。第三，同样的话语也适用于第三世界概念本身固有的批评性政治议程”。（《后革命氛围》第69页）因此，他在对第三世界概念的消解的同时又对其原有的内涵作了新的充实。 由于德里克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娴熟掌握，因此他所关注的第三世界问题实际上主要是中国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现当代中国的种种社会文化现象。作为一位长期以来对中国革命史有着精深研究的汉学家，德里克在任何场合下都要以中国的实践经验作为他立论的根据，这在本书所收的论文中更是如此。读者也许可以从本书部分篇章的标题以及作者所论述的种种现象看出，他不仅对有关中国问题的历史文献颇为熟悉，而且还读了不少美籍华裔作家发表的文学作品，并从中发掘出一种近似后殖民立场的文化本真主义。根据这一立场，中国文化在西方媒体的传播无疑是歪曲性的，即使在一些华裔作家的笔下，中国的形象也是歪曲的。因而一种可能性的论断就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东方人的东方主义”，这包括“东方化的西方人”和有着东方血统和知识背景但现在生活在西方的东方人建构出来的东方主义，针对这一现象，德里克也提出了自己的批判性见解，告诫人们，任何一种新的文化都不可能不与过去的传统全然隔绝，它必然是一种“混杂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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