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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形形色色的外国思潮一起“插队”到我们中国内地，究竟什么是后现代，能说出所以然的人很寥寥，在一般读者眼里它几乎成为“莫名其妙”的时髦表达。从现代主义开始以来，什么时候就“后”了呢？大家也没有一致的答案。有本书，当时影响颇大，叫《走向后现代主义》，不久后现代开始过时了，同样
的编者又推出《超越后现代主义》，与时俱进的他们看还在后现代里不断制造和生产的学者不自禁地半是讥讽，半是悲悯。农业中国有没有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我们不朽的庄子，和我们的贫富差距现状等究竟什么关系？随便可以进进出出，令人想起崔健《这样的空间》：“进进出出才明白是无边的空虚”。无庸讳言，这折射出我们当时引进西方思潮时一定程度的时尚性和盲目性。哪是泥沙，哪是金子，我们的理解力和判断力有问题，还是中西差异实在难以弥合？
上世纪最后几年，后字开始满天飞，后现代这个术语在我们内地学术界不再是黑户。不少有心人开始有意识地清理后现代思潮。王治河主编的《后现代主义辞典》就是这清理工作的最重要的收获之一，中央编译出版社策划出版也给本书带来一种身份的象征。中央编译局本来是翻译马恩列斯著作的，可以说正是他们建立了今天中国翻译的规范。我们出版社作为其下属的以东西方文化的摆渡者为理念，主要经营社科精品学术著作，因为翻译上乘制作精良在知识界和读者群中口碑甚佳，此前已经出版了德里达、鲍德里亚、格里芬、齐泽克等大量的后现代主义著作。这一切赋予了《后现代主义辞典》更高程度的权威性。编一部好的辞典是功德无量的，因为它是文化积累的工作；读好的辞典肯定是开卷有益的，叶秀山在序言中说，“爱辞书就是爱知识，爱智慧。” 1996年，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前途还很不明朗。但鉴于中国地域发展的极端不平衡，贫富差距多重因素，我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核心——多元化、批判性等——是可以来解释我们当下处境，是可以推动我们文化发展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这时起我决定策划一部辞书来推动这项事业，于是找到了王治河等专家来主持。本书从策划到上市，一共花掉七八年的时间。辞书的首要要求就是尽量低的错误率，否则贻害无穷的。为了保证质量，我们聘请了非常强大的顾问阵容：包括朱德生、叶秀山、杨寿堪、郑敏、成中英、格里芬、德里达等卓有成就的大家；它的后期制作也非常辛苦，中央编译局的许多专家都被邀参加本书的校订。本书撰稿人荟萃了包括杜小真、刘象愚、滕守尧、孙周兴、张汝伦、盛宁、于奇智等行家里手。该辞典的条目设置非常广泛，不仅包括利奥塔、布尔迪厄、罗兰·巴尔特、鲍曼、鲍德里亚、萨伊德、杰姆逊等经典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还包括尼采、威廉·詹姆斯、海德格尔等编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想奠基人，以及维特根斯坦、马尔库塞、福柯、德勒兹、拉康、汤因比、德里达、哈贝马斯等二十世纪重要的思想家，和戈达尔、马尔克斯、帕克斯顿等卓越的艺术家。我们几乎可以说这本辞典是一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西方文化史。中国的学者和读者如何诠释它们又可以反观我们自己思想的发展，所以它同时是一部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加州大学的霍伊教授在序言中指出：“从西方的观点看，中国则常常被看作是后现代主义的来源。”中国又究竟如何审视后现代主义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因此本辞典不单单是本板着脸求真的学术著作，它不失趣味性。 该辞书上市之际，后现代主义基本上升格为一个阶段性时代思潮的概括，处于不断发展、不断丰富中。大概我们下定论都还太早，本书编纂本来是没有先例的，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为什么戈达尔被单列辞条而阿仑·雷奈就没有进入编者视野？为什么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是后现代的，而尧斯的接受主义被忽略？为什么纳博科夫《洛丽塔》被认为是经典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而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就不是？王治河主编对此有自己的自觉意识，他在前言中说：我们倾向于接受德里达的“增补逻辑”，倾向于把本辞典看作一个大的“对话场”。希望每一个读者都来到这个对话场丰富我们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建设，以此探究我们解决身边问题新的可能性。 《后现代主义辞典》王治河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