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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海遇到一位旧日文友，在饭桌上，他冲着我说了一通“号称西方富国，其实最小气”等等的话。例子：他与一个洋人吃饭，结束时对方竟然提议“ AA制”平摊付账牎我本人从来没有在西方听说过这个词，只听说过 Let’s So Dutch——按荷兰方式分账。旧友说那话是在饭桌上，我当然不会再有胆量建议平摊付账，就伸 手取了账单，朋友照例来抢夺一番，这次我绝对不能松手，他就松了手。 细想一下，这位文友说得很对：在西方餐馆，除非事先说明何人请客，不然就自然“荷兰化”。记得在美国加州一家餐馆，看到过一对中年以上男女，好像是旧情人重逢，双方眼里着火恨不得熔成一堆。结账时，却做荷兰人。这种场面，开始我也不习惯，后来却习以为常，觉得至少比中国人餐后必有的推拿游戏自然——你看到几个人在抢付买单，就知道必是中国人：小小喧腾后面，常有人际关系计算，所谓送礼政治学。 反过来想一想，中国知识人，现在能嫌一般西方人小气，这是好事。至少许多中国人的确已经超越小康，超越当荷兰人的水平，到了大方时代。而许多知识人也已经加入中产阶级，为什么不值得庆贺牽我去过伦敦最成功的一家出版社牗哈里波特的出版社女社长的家，她丈夫是英国最重要的书业杂志主编。应当说，他们家相当不错。但是与中国出版家比，就实在小气。 我在北京到过一位刊物主编，一位出版社副社长的家： 180平方，三厅四室三卫，相邻两套房子打通而成，室内可以溜冰，至少，开舞会绰绰有余。如果说这是他改革有功，得到连续若干年的“最后一次分房”之赏赐，室内装修却还是自己掏腰包付的：豪华程度，一个类似五星宾馆，另一个像京剧舞台。 还有一位朋友，一位有点名气的批评家，每年可以应邀到西方开会的“国际学者”，她重访欧洲，向我评论说：“怎么十年了，这个城市的面貌没有什么变化牽”我愕然，没有想过为什么每个城市都应当日新月异。她又抱怨欧洲各城市旅馆之简陋：“在中国，在香港，我会拒绝住”我更悚然，不知欧洲如何开罪了这位大学者。她看到我的表情，解释说：“不是我挑剔：如果我在香港住这样的旅馆，没有一个记者会采访我”她的结论是：中国的发展速度值得骄傲，中国大城市的消费水平已经超过欧洲，正在直追美国。 她的判断我同意，她的骄傲我认为正当，她的预言我相信，却不敢苟同。正当欧洲许多城市开始“自行车化”，北京这个全世界羡慕的自行车城，却变成一个狂躁的汽车城。自行车还有若干，只是骑在自行车上的，已经只有蓝领中国人，以及想领略自行车城最后余韵的老外。凡是有点自尊心的青年才俊知识人，早就开车，而且开大车：“美国人能开大车，为什么不让我们开牽”这说法当然无可反驳，符合民族主义，也符合“扩大内需”的要求。 不用看大学教师宿舍区停满的小车，只消看一下各种“学术会议”餐桌上剩下的菜馐数量，看一眼那条吃了几小筷就倒入泔水筒的尺把长大鱼，你就知道你身居当今的中国知识人中间，而绝不是在任何欧美大学。 惟一需要忘记的，只是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这个小小的数字。 （摘自《握过元首的手的手的手》赵毅衡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