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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学“二高”的境界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新京报 韩三洲 参加讨论

    两岸文化交流,首当其冲的就是文学。读了20多年所能接触到的台湾作家的书,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心有千千结》的琼瑶,有着太多的纯情,失之于肤浅;《梦里花落知多少》的三毛,满篇的四处流浪,失之于无根;专写小语的罗兰,缠绵悱恻,好像永远长不大似的;余光中的语言美则美矣,但喜欢生造诗句、叫人难懂的地方 太多;李敖骂人可谓入骨三分、尖酸刻薄,但失之于醇厚;柏杨的“酱缸文化”虽说有些新意,也失之于偏激……所以,读来读去,还是觉得台湾的“二高”的文字隽永,意味深长,耐读好看有嚼头,不但经得起推敲,而且也经得起时代的检验。这“二高”的名字,前一个是擅写历史小说的高阳(1922-1992年),后一个是专门阐释历史典故的高拜石(1901-1969年)。这二位文坛高手,都有着精深厚实的文史造诣与考据功夫,都堪称是描绘和摹写历史风云的一代奇才。
    先来说说大家熟悉的高阳。有人这样形容高阳的历史小说在内地的普及程度:“有村镇处就有高阳。”高阳的小说,可以说是卷帙浩繁,影响广泛,撇开他大量的散文、诗词和考证文章不算,仅长篇历史小说就有72部,几达三千万字。这些小说,上溯秦汉,下迄民国,气势雄伟,色彩斑斓,为读者展示了二千多年来中国历代兴亡的巨幅画卷。高阳小说里面的人物,从帝王将相、豪商巨贾到贩夫走卒、三教九流,一个个更是栩栩如生,绚丽多姿。
    高阳的写作历程,颇为传奇。由于战争的因素,他连大学都未毕业,一肚子的文史知识,全是靠家传和自修得来的,他曾一头钻进从故宫运抵台湾的宫廷档案之中,读过几十麻袋的清宫秘档,所以他那六卷本《慈禧全传》,让人读来好像置身其中,犹如亲历。1962年,他在《中华日报》任总主笔,深感于“写小说的人都没文化”,才忍不住写出第一部署名“高阳”的历史小说《李娃》。一炮打响后,便一发不可收,从此开始了他三十年著述不辍的笔耕生涯。
    高阳本人具有强烈的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惩恶扬善、同情弱小是他小说的基调。前些年,高阳的商场小说《胡雪岩》在内地风靡一时,被人称为“经商要读胡雪岩”,可高阳自称他最钟爱的作品,却是《荆轲》与《缇萦》。一个是易水送别、慷慨悲歌的剑客奇侠;另一个是舍身救父、甘心入狱的刚烈女子。其他如《风尘三侠》、《小凤仙》、《林冲夜奔》等,都对被侮辱被损害的的下层人物甚至风尘女子寄予无限的同情与怜悯。十多年前,当电视连续剧《杨乃武与小白菜》在荧屏上热播时,笔者正捧着高阳著的上下两册的《小白菜》,读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呢,书中那语言之优美,意境之深邃,情节之奇崛,叫人心领意会,难以言表,也是电视剧的视觉感受所无法传达的。
    高阳原名许晏骈,出生于杭州书香世家,祖上曾有过“五凤齐飞入翰林”的荣耀,因其郡望高阳,故笔名“高阳”。不过他这高阳,也是司马迁笔下的“高阳酒徒”,因为伴随他写作生涯的是每天两包烟和一壶酒,终因酒精性肝硬化不治身亡,其时正值七十岁的创作高潮。对高阳来说,更为奇特的是,一边是著作等身,稿酬滚滚;另一边却是千金散尽,债台高筑。据统计,八十年代,高阳的小说在内地被盗版和重印的就达上百万册之多,有家出版社曾提出一次要付给他几十万的版税。可高阳倒好,不仅坚拒不收,抛出的一句话居然是:“相如(司马相如患有消渴病)虽渴,不饮盗泉之水!”从这也可看出高阳的为人与创作的艰辛。
    说过人们所熟悉的高阳,再来说说好多人并不熟悉的高拜石,连笔者都是在去年年底买到八卷本《古春风楼琐记》后,才知道高拜石的大名的。这一高与那一高相比,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高拜石字懒云,笔名芝翁、南湖、介园,自号古春风楼主人,浙江镇海人,因先世宦游八闽,遂寄寓福州。高拜石早年毕业于北京平民大学文科,后进入新闻界。
    比起高阳,高拜石算是前辈,出道要早,据台湾正中书局《新编古春风楼琐记》主编陈一铭说,高拜石善属文,工诗词,他长于近代史料、熟谙人物掌故的缘由,在于早年浪迹大江南北,与名公巨卿交际甚多,故文名颇甚,还被历史学家张其昀称为“自梁任公、林琴南以来,罕与伦比者!”笔耕之外,高拜石还醉心于金石之学,书法篆刻,刚朴遒劲,颇得吴昌硕真传。台湾出版的这部《琐记》,整整三十二册,而内地的简体版则由作家出版社合编为十六册,洋洋三百多万字。
    与高阳当年从新闻界进入文学界的经历一样,高拜石的《琐记》,也是先在《新生报》副刊上发表而广获好评的,因其文章“以人为经,以事为纬”、“能记史实所未记,亦能言史家所难言”,所以广受海内外读者欢迎,由此也就有了连续十一年“未记”与“难言”的连载。芝翁老人见多识广,取舍得当,固然是主因,但不可忽略的是,他的文笔流畅,文字浅白,铺陈用心,这跟以往笔记小说多出以文言,少见叙述之功的写法,大不相同,这种“白话掌故”的风格,格外适合普通读者胃口,这或许是《古春风楼琐记》真正独到之处。这一点,“二高”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高阳“白话”的是历史事件,高拜石“白话”的是历史人物。
    与纵横几千年、人称“诗史”高阳的不同之处是,高拜石主要状写的是近现代的历史人物,各色各相人物共计五百余名,其中颇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掌故,弥足珍贵的重要文献和第一手资料,所谓宦海浮沉、政坛秘史、名人轶事、诗文典故,无所不包。高氏笔力雄放,酣畅舒展;学养深厚,纵横自如;所引诗、词、联、赋,亦多是我等读书人不曾见过的佳构章句。高氏治史态度严谨,褒贬严格,近百年间风起云涌的国事、家事、天下事,都囊括在这一本本的《琐记》中,绝对值得您细细品味。
    现代的掌故大家瞿兑之有言,在中国的史书中,往往只看到兴亡大事的记载,或者官方的表面记录,而当时人们实际上是怎样活动的,就要从掌故中来探求追寻了。中国文人撰写掌故“笔记小说”传统,由来久焉。到了上一世纪“二高”这一代传统文人,以“白话掌故”来补遗历史的,恐怕就无出其右者了!
    还记得岁末年初购得这八本《古春风楼琐记》时的高兴劲儿,一晚一本,欲罢不能;把卷之余,无不游目骋怀,其乐何极!这样的阅读感受,十几年前读高阳小说时曾经有过。可以说,从文史的角度来看,台湾文学的最高境界,非“二高”莫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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