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
    石广生看着我，好像在看我的“威胁”是不是真的
    1999年我被任命为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当时，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非常紧张，北约轰炸塞尔维亚，中国领导人向华盛顿提出严正警告，并且毫不客气地使用了“罪犯”、“侵略者”等词。但是中美之间关于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一直在加速进行，并且于1999年11月15日达成了协议。对于这两个主角，过去的事情已经结束。中国已经看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敞开了。
    当然，世界贸易组织规定所有新成员必须将其提供给任何一个成员国的优惠条件扩展到所有的成员。但作为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我一直在想，什么才是我们要采取的最好立场？一个就是我们乘中国刚刚达成协议之势，加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当然，这样中美双方都会对我们表示感谢；另一个就是走我们自己的棋，去进行谈判，当然这可能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复杂化。
    我让我部门的人员站在欧盟的立场上，对中美达成的协议进行认真地分析，结果认为协议是可行的。美国方面在服务、电信和流通领域所得到的结果并不像预想的那样好，而这些领域是欧洲的强项，但对进入中国的外国保险公司数目的限制使欧洲处于不利的地位。正如可以预见的那样，优先降低关税的产品主要是美国出口的。再说，中国公共市场的开放太有限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需要大量基本建设的话）。
    这些分析最终使我确信，我们要重新谈判，尽管很明显，谈判可能是艰难的，并且需要时间。我们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及其他相关人员（包括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他应该比我更了解中国人的谈判艺术）进行了讨论。最后，我们选择了“行动”。理由当然是经济利益，但同时也有政治因素：在现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欧盟要有她的声音。我们要重新开始谈判。
    我打电话给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告诉他，欧盟希望和中国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并计划达成一个互利的协议。他的吃惊并不使我感到意外：“我们已经对美国做了巨大的让步，你们也会从中得到利益。”这就是说，为什么要给欧盟比给美国更多呢？
    我们开始走上了谈判桌。2000年2月底，双方工作人员进行首次接触，并且同意在北京进行部长级谈判。
    2000年3月28日，我到了北京。谈判很艰难，通过和石广生及中国代表团四天的讨论，没有什么进展。我想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很明显，中国部长没有可以达成协议的空间，他们只是要看看欧洲人的“抵抗力”。我想测试的结果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我们是非常强硬的。最好先停下来回国，我打电话给普罗迪并得到他的认可。我告诉石广生，我们很失望，但我可以随时回来，如果北京告诉我，你们可以走得更远的话。石广生看着我，好像在看我的“威胁”是不是真的。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他应该知道我知道，在几个月前，当美国人和他们谈判时，美国人也有非常困难的时候，他们也决定离开北京。当支付了旅馆费后，他们又被告知，中国总理要接见他们，并且达成了协议。我们也“要走”，但中国人没有叫我们回来。他们是否在等我们找一个借口回来重新谈判？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真的走了，离开了中国的首都。
    2000年4月10日，一回到欧洲，我就向正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部长会议汇报，欧盟的很多利益没有被考虑，还有很多的障碍，比如电信等。我告诉部长们，希望能重新给我谈判的授权。
    在布鲁塞尔的办公室，4月25日，我给石广生打电话，向他建议进行新一轮谈判，并指出：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他同意把时间安排在5月15日这一周，并希望在北京举行。
    朱总理抬头直视着我，我知道，“判决”就要下来了
    2000年5月16日，我们来到了中国外经贸部。我们的对手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谈判重新开始了。我们充实了我们的理由，更加具体化了我们的要求。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最后石先生和他的谈判代表团提出了一个我认为双方都可接受的总体方案。我们被告知：我们的最后一个建议值得考虑，并将征求其他部长的意见（我想是和总理本人）。
    第二天上午，我们又重新见面了。石先生沉着脸，显得很憔悴，对我说：“对不起，拉米先生，我没能说服其他部长们接受你提议的内容。”
    他说他将要求总理做出决断。这时，一个人给他送来一张纸条，他认真地看着，然后放在桌上，说：“不论我们是否达成协议，总理都要见我们。”他接着说：“四十分钟后我们将见到朱总理。”
    在这一刻，我们不可能预测谈判的结果。朱总理的意图是什么？是接受？还是很客气地对我们表示感谢，并祝我们一路顺风，然后对没能达成协议表示非常遗憾？
    我知道，“关键”的时候就要来临了。经验告诉我，在所有困难的谈判中，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能够有效安排这一时刻的一方在谈判中常常会在战术上占有决定性的优势。中国人作为东道主，很好地利用了这一优势。这是真正的“战争”。
    当我们去见朱总理时，我们考虑着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驻中国的大使魏根深是汉语和中国问题专家，他也感到很迷惑。我知道，这种情况只能自己来决策。当到达大门时，礼宾人员让跟随我们好几天的摄影师和摄像师都留在了外面。这一要求使我们很担心，而且礼宾负责人还告诉我们：中国方面也没有摄影师。“没有历史性的握手”，这是我们感到不太令人鼓舞的信息。
    朱总理迎接我们，没有显示出特别的热情。他请我在一个很大而明亮的黑色工作桌后入座，欧盟委员会主任汉斯－弗里德里希·贝泽勒坐在我的身边。
    女服务员开始为我们倒水，她们穿着白色的长裙，步履轻盈，而且优雅大方。我的同事们称她们为“天鹅”。
    朱总理很平静地说：“我很高兴再见到你，拉米先生。我知道这个星期大家都做了许多努力，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协议，石部长一直都向我汇报谈判的进程。”这时他脸上第一次露出一丝微笑，说：“石部长每天至少给我打两次电话，我知道谈判非常艰难，同时也知道所有讨论都是在友好的气氛下进行的，都是为了能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我欣赏这种精神，拉米先生。”
    他停了一下，拿起一张写着中文的纸继续道：“总体上来说，拉米先生，我可以接受你的提议，并希望你能尽快和石先生将其细化。特别是我非常高兴我们（他说我们，而这个“我们”从现在开始就代表着中国政府，而不仅仅是代表着谈判代表团）就外资只能在手机企业中占49％的股份达成协议，我们不反对超出49％，但不是现在，谢谢你能够理解和接受。”
    我开始发言：“谢谢你，总理先生。你强调了我们的谈判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我们是在相互信任的气氛中工作的。这是由中欧关系本身所决定的。这将会带来富有成效的合作。我想告诉你，我是如何看待自2月份我首次到北京以来所进行谈判的进程的。有两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件事是我向欧盟部长会议解释说，你们很难接受51％这样的条件，我当时说对你们来讲50％是底线。部长会议同意尊重这条底线，前提是能给欧洲其他方面的补偿。也正是带着这样的授权，我又回到了这里。
    “第二件事就是这新的底线，这是我来到以后碰到的，就是手机企业49％的股份。你刚才又重新证实了，我准备接受这个底线，但希望可以在其他三个领域得到满足：第一是欧洲企业可以进入中国手机市场；第二是在分销领域能有更多承诺；第三是在人寿保险上给欧洲企业增加一个执照的名额。”
    我一面讲，一面注意观察他的表情。对我说的，他没有表示出任何吃惊。我这样结束了我的发言：“总理先生，我要求你对这三个方面给予认可，我会立即提出详细的内容。我同时也愿意和你一起保证它们的落实，如果我们能够达成协议的话。”
    朱总理抬起头直视着我。我知道，“判决”就要下来了，当然对结果我没有任何的怀疑。
    “我很认真地听了你的发言，拉米先生。我现在可以很正式地告诉你，我接受你提出的三个条件。”
    “谢谢你，总理先生。”
    “我对欧盟能够理解我们的困难表示感谢。如果技术上的工作进展顺利的话，我们将签订协议。这对双方都是一个胜利，它反映了中国和欧盟的友谊。”
    作为结束，他说：“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拉米先生，但是和你谈判很困难。另外，石先生掉了很多头发，现在差不多快和你一样了。”
    代表团爆发出轻松的笑声，摄像师们像庆祝似的又重新出现。我们充满信心地离开了，不久又和欧盟代表团重新回到北京来落实协议的最后细节。
    经过最终谈判，世贸组织将在多哈最终接受中国。有这样一个占人类人口1/4国家的加入，我们已经不能再说全球化只是西方人的事情了。世界正在寻求新的均衡，欧盟和中国都希望这建立在多极的基础上。“这是历史的一步”，媒体这样评论。我们对此也深信不疑。在斯特拉斯堡就此协议举行的听证会上，议员就中国人权的状况问题进行提问时，经过深入的思考，我是这样回答的：一个商业越来越开放的国家，必然会变得越来越自由。这对我来说变成了一种信念，为什么中国会例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