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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阿Q来说，现实永远是残酷的，他的权利、尊严和利益永远无法得到尊重和实现，无论哪方面都屈居人下，甚至连身上的虱子也无法胜人一筹。当他对现实中的满足感到绝望时，他就只有求助于精神胜利法，使自己在精神上占上风，取得臆想中的“胜利”。 由于这些性格上的缺点，使他悲剧的一生，往往表现出一 种喜剧性的特色，荒唐、滑稽、可笑。正因为这样，鲁迅写《阿Q正传》，从头到尾，都采用了喜剧性的笔调，以故作夸张的风格来描写一个沉痛的令人同情和哀怜的不幸弱者的悲剧命运。如“大团圆”一节： 于是一个长衫人物拿了一张纸，并一支笔送到阿Q的面前，要将笔塞在他手里。阿Q这时很吃惊，几乎“魂飞魄散”了：因为他的手和笔相关，这回是初次。他正不知怎样拿，那人却又指着一处地方教他画花押。 “我……我……不认得字。”阿Q一把抓住了笔，惶恐而且惭愧地说。 “那么，便宜你，画一圆圈牎”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 阿Q无辜地被送上砍头台，本是悲惨至极的惨剧。然而阿Q丝毫意识不到这种悲惨性。实际上，阿Q对于自己的生命以及跟生命一起来到世界的权利和尊严，一直漠不关心。生活的暗示是如此普遍，时时处处都在告诉他，他的生命一钱不值，甚至不如蛆虫。每个生命都有一种本能领会生活对于自己的暗示，并且会本能地调动他的无意识，按照这种暗示的色彩协调自己与环境的关系。当阿Q在他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画押时，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判决书跟他的生命和命运具有什么相关性，他只是担心着因为画押没画圆而被人笑话，所以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立志要画得圆”上。我们可以慨叹阿Q何以糊涂至此。其实这是一个无力主宰自己命运的人，以其无意识心理对自己真实境遇和悲惨命运的回避。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阿Q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正在遭遇这样的残害，他能做出怎样的反应呢？他能拒绝画押吗？我没有听说过一个拒绝画押的死囚，因为是否画押对事情的结局毫无影响，即使糊涂如阿Q也深知这一点。或者，他懂得画押不画押都是同样的结局，于是在绝望中拍案而起，愤怒地控诉在场的“办案”人员。可是，阿Q这个自知命如草芥和虫豸、忍气吞声几十年的贱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向那些有身份的人发出指控，即使他愤怒得忍无可忍，可是他的面部肌肉从来没有在这些大人先生面前组织过这样紧张而又张狂的活动。 拍案而起需要力量，弄清真相同样需要力量。当阿Q关注画押是不是画得圆，那是因为他的能力和力量仅仅够用于此。其他更加严肃和严重的事情，他只好在无意识地指导下完全回避。阿Q最后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愿望画好那个圆圈，而是在即将封口时笔锋一歪。这一歪泄漏了阿Q的慌乱与绝望，证明着阿Q隐隐地知道一点画押不只是画押。然而他除了假装糊涂好好配合屠杀者之外，绝无力量别有选择。 鲁迅先生塑造的这个国民典型，在精神意义上已经超出了某个单一的民族或者某种单一的文化。阿Q性格和行为的荒谬体现了人性共同的缺陷和困境。但从鲁迅的思想背景和《阿Q正传》组织矛盾展开情节的方式可以看出，鲁迅的创作动机并没有主动指向全人类，他所要着力表现的，的确是这个不幸的民族及其不幸的国民的独特的痛苦。在这部荒谬甚至有点滑稽的作品中，作者寄予着他对民族苦难的深切同情和哀痛。如果我们只看到作者对于主人公的嘲讽，而看不到他对于阿Q及其背后不幸的国民的真挚怜爱，那至少是对鲁迅了解太浅。文／摩罗许抄珍 （《大地上的悲悯》摩罗著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