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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亦婷:你在哈佛还好吗?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书报刊博览 newdu 参加讨论

    刘亦婷在哈佛校园留影。
    开学前,另一种形式的充电
    当我在 4份录取通知书中最终选择了哈佛之后,拉瑞建议我至少提前一个月飞到美 国,以便进一步了解和适应美国生活,并提高英语写作能力。来美国后的前半个月,我住在华盛顿特区兰登中学的艾丽老师家,在她的指导下练习英语写作。然后,拉瑞夫妇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到波士顿海滨度假,他们还邀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孙维佳来共度假期。孙维佳高我一届,她在上海复旦附中读书时,比我早一年被拉瑞邀请访美。听她介绍在美国名校就读的亲身体验,为我增添了不少信心。
    在到处参观游玩的那两个星期,每天都有新鲜的见闻和体验。感受最强的,是拉瑞和他的朋友们的生活态度。他们都敬业、守法,积极进取并富有爱心。当然,他们也拥有很多物质财富,不过,这一点对我的心理冲击并不大。我从小就没有和别人攀比的习惯,总是专注于自己的计划和目标,所以优越感和自卑感都不发达,自尊心也很难被虚荣心所伤。我所拥有的,是“脚踏实地,追求理想”的从容和自信。
    说到这儿,我很感激父母对我的悉心教育。他们有意把我培养成不爱攀比、不慕虚荣的人,使我能做到“不论对方比你强还是比你弱,都要既平等待人,也平等待己”。
    拉瑞夫妇和他们的同龄朋友们虽然都已年过半百,但童心还特别重,竟会在草坪上尽情地玩类似中国儿童玩的集体游戏“过城门”。这些忙人习惯于自我调节工作压力和生活节奏,所以非常重视享受周末和假期。我发现他们身心放松和绷紧的切换速度很快,几乎没有所谓的“收心”过程。我意识到,这也是自我管理能力的一部分。
    这个发现对我在哈佛的留学生活很重要。当我也进入了越来越忙似乎永远也忙不完的运行轨道之后,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在劳逸之间快速切换的重要性。如果你切换的速度不够快,或者切换的频率不合理,就可能运转失灵,不是健康的弦被绷断,就是各种事务积重难返。正因为如此,我申请过的美国大学在挑选新生的时候,都很重视学生的自律能力。
    野营:不是军训,胜似军训
    野营训练,是哈佛在正式开学前送给我的“见面礼”。当我在赛尔楼“和组织接上了头”之后,我的哈佛生活就正式开始了。
    和其他的美国大学一样,哈佛没有固定的班级和统一的课程表,没法像中国学校那样自然形成同班同学式的人际关系。如何让学生在哈佛结识朋友,找到归属感呢?校方可花了不少心思。
    为了让来自全美及世界各地的新生互相认识,每年秋天哈佛都要在开学前一周举办各种新生活动,如社区服务、科学实验、野外求生等等。有些活动需要交钱,如野外求生训练,如果我不是全奖的话,参加野营训练要交 400多美元。还有些活动可以领工资,比如清扫学生宿舍。报名太晚的新生往往会选择清扫宿舍,因为这项活动不限名额。据有此经历的学姐说,一天 8小时拖地板或擦马桶虽然辛苦,但新生“清洁工”们制造了很多趣事,也结下了友谊。当然哦,最受欢迎的新生活动,还是野外求生露营训练。
    我所属的 2003届共有 1650名新生,野营训练却只有 400多个名额,想参加的人要早早申报,好让组织者提前挑选。在成都收到野营训练的表格时,我是这样填写申报理由的:“我自信可以为团队作贡献。虽然自己没有运动员的体魄,也没有野外生存的经验,但我能够积极乐观地对待困难,我以克服困难为乐,并自信能用自己乐观向上的态度感染同伴。”不久,我就收到了免费参加野营训练的通知。
    随着通知寄来的是一份长长的野营用品清单。清单上规定必带的衣物,足以应付 0-35℃的温差,仔细到手套和袜子的不同厚薄、什么材质、各要几双……收拾停当后,每个人的背包都足有 50多斤重。往后的 7天里,每天都要背着沉重的大包走 20公里山路———这种强度的体力消耗,我还没经历过呢!
    出发之前,队长讲了很多要求,这些要求体现出强烈的团队精神和环保意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制定协作措施,力争不让一个人掉队,因为只要有一个人不得不请求救援,就意味着整个团队失败了;行进的时候要绕过挡路的小树苗,还要专门用一天时间维修山路,并移栽挡路的小树苗;生活垃圾必须随身背着走,带不走的垃圾如大便,各人方便前必须先挖坑,后掩埋,深度要达到野兽刨不开,而且必须用树叶代替手纸,以免破坏环境;洗手只能用环保型的洗手液……总之,要尽量做到不留人的痕迹。比较刺激的一条是,睡觉之前,必须把携带的食物吊到远离帐篷的大树上,以免食物的香味把熊引进帐篷。
    不过,我们在山林里并没有遇到熊,倒是遇上了不少麻烦。出发第一天,就被老天爷故意捉弄了一番。
    那天,我们最后一段路程是大约 6公里长的陡坡。这里人迹罕至,根本没有路,大家手脚并用、你拉我推地爬了大半天,好不容易才到达山顶。气还没喘匀呢,突然间雷雨大作。为了避免被雷击的危险,在山顶树林里安营扎寨的计划不得不立即取消。等我们费尽力气连滚带爬地回到山底时,大雨突然又停了!大家又累又气,沮丧到了极点。
    沉默了一会儿,队长疲惫地招呼着:“说吧,大家说点什么吧。”可谁也不想说话。事情是明摆着的,这段山路算白走了,而且还走了两遍!更烦人的是,今天欠下的账,明天还得补回来,否则就不能在规定的时间返回。由于食物是严格按照天数携带的,如果耽误了行程,就得为断粮而求救———那我们就输了。
    面对挫折垂头丧气可不是我的习惯,因为沮丧只能使事情更糟糕。我的习惯是用积极的态度对待困难,凡事都从多个角度去看,始终向好的方向努力。“好吧,我先说。”我振作起精神,首先打破了沉默,“虽然今天无功而返,但不一定是坏事,与其在山顶冒被雷击的危险,不如选择百分之百的安全。换个角度看,这次挫折还丰富了我们的经历呢。如果我们战胜了今天的挫折,也有助于我们克服更大更多的困难呀!”
    在我的乐观主义的感染下,同学们渐渐活跃了起来———反正都这样了,不如齐心合力想办法。大家越谈越来劲,高高兴兴地搭起了帐篷,把初战失利的沮丧抛在了脑后。
    这次经历给我们小组定下了不怕挫折的基调,也给我在团队中的角色定下了基调,那就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带头给大家鼓劲打气。后来我们又遇到了各种难题(这年秋天气候反常,暴雨连连),但都士气高昂,齐心协力地克服了。训练结束的时候,我们个个都感到自豪,因为我们是这个地区惟一没被恶劣天气击败、没有请求支援的野营小组。
    理解与歧视,我的朋友与处境
    开学头几天是哈佛的“新生周”,校方仍在通过各种方式帮助新生结识同学和熟悉环境。
    开学典礼之后,是“学生课外活动集市”,各种各样的学生社团一连几天都在招兵买马。一个社团一张桌子一个“摊位”,摆放着招牌和资料的桌子一时半会儿都数不清。有的社团专门为先天性兔唇的孩子募捐手术费用,有的社团专门请成功女性来演讲,有的社团在校园里模拟联合国,有的社团在大张旗鼓地办报办刊……一张张不同肤色的脸庞在我周围闪动,到处都是跳跃着的青春活力、无羁想像和浪漫激情。
    开学当晚是“新生联谊舞会”,第二天下午是看以哈佛为背景的奥斯卡获奖影片《爱情故事》,晚上又是“冰淇淋联谊会”……几天之中,大家都忙于熟悉吃饭、洗衣、购物、看病和上课的地方,同时“疯狂地”认识人。新生们每天都在几十遍地问答这套几乎相同的话: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的?住在哪里?考虑上什么课?后来才发现,这样认识的人根本就记不住,只有那些不久又遇见几次的人,才谈得上真地认识了。
    也有志趣相投一见如故的情景。比如说,在入学不久的一次学生聚会上,我认识了一位比我高一届的华裔女生,她的中文名字叫钱向民,是生长在美国的第三代华人。她对中国大陆的情况很感兴趣,我也很愿意介绍当今中国的方方面面,我们便约好第二天一起去食堂吃午饭,边吃边聊。
    在哈佛,我有一群像她这样的好朋友,尽管肤色不同,性别不同,但都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学习也非常努力。
    自己选的课,越学越来劲儿
    大一的秋季学期和春季学期,我分别选了“论文写作入门、人类行为生物学、数学、实用物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 8门课。因为所有的课都是自己按兴趣和需要选的,老师讲得也精彩,学起来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的“实用物理”课老师是哈佛大学物理系主任加布里埃尔斯( Gabrielse)教授,一个在“反物质”研究领域有重大发现的国际科学家小组的领头人。他的授课内容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从电灯开关、手机、 CD机、环保设施……
    到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深入浅出之间,让学生迅速理解深奥的物理学原理。上他的课要做许多有趣的实验,吸引得我这个高中学文科的人都想改行学物理了!
    大四的核心课程“美国城市设计:市民的渴望和城市布局”也有类似效果。此课老师艾里克斯·克雷格( Alex Krieger)是城市规划与设计部的主席,他的工作室承担过很多美国城市的规划设计工作,哈佛紧邻的波士顿市中心就是他近年来完成的规划设计。他带学生到波士顿实地考察,地上地下的规划设计意图和效果自然都讲得又具体,又生动。因为喜欢这门课,我还申请到参加哈佛和成都合作的一个城市规划项目呢。遗憾的是, 2003年春季中国成了 SARS(“非典型肺炎”)疫区,哈佛暂停到疫区的所有活动,我只好和这个项目拜拜了。
    有一任哈佛校长说,本科最重要的任务是教学生学会思考。我上过的课确实都具有这个特征。例如,大二上的“在法律中和关于法律的推理”这门课,简直就像高强度的“思维体操”,尽在分析讨论那些很极端的情理相悖的案例。例如:一群人在海上遇难,断粮数天,面临全体饿死的绝境,他们以“民主”的方式(即多数人同意)决定吃掉看来会先死的体弱者,继续逃生。当以此维系生命的幸存者终于上岸后,你说该不该以谋杀罪判处幸存者死刑?由于同学们的多元文化背景,辩论自然非常激烈……在挑别人漏洞和补自己漏洞的过程中,学生不仅得到了强有力的逻辑思维训练,价值观与伦理观也日益明晰和坚定。
    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是哈佛大学的强项之一。我在哈佛规定必修的8门核心课程中,特地选了 4门中国文化课,分属“文学与艺术”和“外国文化”———我趁机选修中国文化,了却我在本科阶段继续了解祖国文化的心愿。我感觉,不论是中国文化本身还是哈佛老师中西对比的研究方式,都是魅力十足,名不虚传。难怪我的入学面谈人会在哈佛迷上中国历史和文化呢!
    勤奋学习,成绩依然优秀
    哈佛的校园很大,在宿舍、教室、图书馆之间穿梭,要花不少时间。出国前我的计划是买辆自行车,来了之后发现路上汽车多,骑车危险,就索性走着或跑着去上课,只当是锻炼身体了。
    由于哈佛常有吸引人的讲座和演出,学生的课外活动又多,要读的参考书更多,在最后关头赶写作业几乎成了通行的做法。老师们对此十分清楚,所以都明确规定了交作业的最后时限,一般是周五的下午5点整。如果不能在周五 5点下班之前把作业送到老师手里,可是要扣不少分的(平时作业在学分中占20%左右)。
    入学两个月后的一个星期五,我一路小跑赶着去交写作课作业。突然,我左脚一崴,摔倒在地动不了了,疼得我忍不住大哭起来。马上就有目击者打电话报警、叫救护车。就连我瘫在地上痛哭的时候,也没敢忘记请路过的同学帮我把作业带去交了。
    随后的那 4个星期,我每天撑着一双拐杖在校园里笃笃奔波,后来又跛行了两个月,但没误一堂课,也没有拖欠一篇作业,只是刚参加了一个月的哈佛国标舞队只好退出了。因怕爸爸妈妈担心,我一直没说起受伤的事,直到那年春节妈妈问我:“国标舞学得怎么样了?”我才给他们讲了因崴脚受伤退出舞队的事。
    大一刚上了半个学期,我就发现在中国掌握的不少学习方法到了哈佛仍然有效。不少美国同学虽然在高中就学过了大学的一些课程,但学的内容不深,赶上甚至超过这些先行者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在一门被戏称为“地狱般的”计算机课上,我的程度比美国同学落后 5~7年,刚开始,别人十几个小时就能完成的作业我得花几十个小时才能完成,难的我都想放弃了,但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取得了满意的成绩。
    大一期末考试后,数学老师给我发邮件说:“按学校的规定,一般不允许公布学生们的考分名次,但我由衷地告诉你,你是全班第一。”第一学年结束时,经济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 M a r tin Fe ld s te in,美国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主席)邀请少数成绩优秀的学生参加他组织的鸡尾酒会,并邀请在第二学年担任评改学生试卷的工作(他教的是 1000多人的大课),我也有幸名列其中。
    大二的时候,因为数学好,我得到了一份数学辅导员的工作,辅导低年级学生的微积分(享受奖学金的哈佛学生需要在校园打工挣到买书买衣服及零用的钱)。学期结束的时候,因为我“成绩好,表达清楚,应变能力强”,我被学校的数学系聘为微积分课的学生助教。
    边学习边打工,忙并快乐着
    除了当数学辅导员并升任数学课学生助教之外,我在哈佛还打过好几种工。刚到哈佛不久应聘的第一份工作,是为一个金融教授当研究助手,我的任务是更新数据库。数据库由两个部分所组成,一是某些国家的基本情况;二是这些国家所有主要银行的各种报表。这个研究课题是为了给想在这些国家投资的人提供决策依据。
    我付出时间最密集的工作,是大一暑假给哈佛商学院的两位教授当研究助手。当时他们为了一个耗时较长的研究课题———共同基金经理的投资心理对回报率的影响,需要聘一个能为他们工作较长时间的研究助手。招聘说明上要求应聘者有研究经验,还要求会两种我还不太会的电脑程序。我在哈佛的网络信息库里发现这个消息之后,觉得值得争取,就大胆地先把名报了。两位教授后来告诉我,他们没想到会有大一的学生来应聘,觉得有点好奇,就给了我面试的机会。接到面试通知后,我连夜上了三个网上的电脑程序课,以防在面试的时候要求我当场演示,然后,就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面试去了。那一天,排队面试的几乎都是些研究生,后来和我一起工作的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研究生。但面试的时候并没有考我的电脑程序(大概认为我敢来报名自然是会的啦),倒是聊了一通对经济学的看法。当时我正在看一本经济心理学著作,各种感想正新鲜着呢,就热炒热卖了。结果,我赢得了这份工作,简直高兴坏了。
    工作本身是枯燥的,主要是数量巨大的数据整理。它使我想起爸爸妈妈常说的话:再伟大的事业,也是由琐碎的细节组成的。正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啊!几个月后,因我要回国参加 HPAIR在北京的筹备活动,才辞去了给商学院教授做助手的工作。
    还有一些临时工作也很有趣。比如说,参加商学院教授主持的心理实验。这些实验都是商学院教授为自己的研究课题而精心设计的,目的是为他们的论文获取第一手资料。学生参加实验的动机则是:既有机会挣钱,又可以学知识,长才干。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谈判实验。在这个实验中,我的任务是作为雇主跟应聘的人谈一笔劳务报酬。教授告诉我:“你给对方的报酬不能超过70美元,只要你把报酬压到70美元以下,压下来的钱用一个公式换算后,就是你参加这个实验的报酬。如果你跟对方谈崩了,那你们双方都一分钱也得不到。”我不知道教授给对方的下限是多少,对方也不知道我的上限。凭经验估计,这个实验大概有50美元可分,基于公平和双赢的原则,我计划跟对方平分这50美元,很快结束这场谈判。没想到,和我谈判的那个白人女生太贪心了,她一来就“狮子大张口”,要价 110美元,根本不考虑我的利益和感受,而且态度十分强硬,好像认定我比她更担心谈崩了得不到钱似的!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客气了……最后,她只好在“鸡肋”或“ 0”之间选择了“食之无味,弃之不舍”的“鸡肋”(大概有10美元吧)。我则比原计划想要的 25美元多赢了15美元。
    好玩吧?当然,说不定这正是“狡猾”的教授预期的结果呢。
    标题为本报所加牞有删节。文/刘卫华张欣武
    (《哈佛女孩刘亦婷之二——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作家出版社2004年出版定价22元)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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