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年盛夏的一天，摄氏40度，几乎是那年最热的一天，我和一个朋友爬上了香山的最高处——“鬼见愁”。 在北京如此炎热的天气，面对山顶上吹来的徐徐山风，一种感慨不禁闯入心头：在大千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生命存在?不说植物，仅是动物，恐怕就有几万种，几十万种。我们人类是其中之一，而且自认为“万 物之灵”。但我们静下心来想想，在这几万种几十万种的动物当中，有哪一种动物给自己设下了这样的生活“圈套”，为了自己的生存，你必须在每7天里劳动5天(几年前还是6天)；每天里必须工作8小时，而且必须是早几点晚几点；否则，你要么失去生存(或叫发展)的机会，要么接受某种处罚。在其他的物种中，这样的生活逻辑，可能完全不存在。 我和我的朋友，至少都不算那个号称“万物之灵”的社会中的底层。但就“优游自在”的生活而言，任何一个物种中的哪怕是其“底层社会”的一员，都会自豪地对我们说：我比你强。是的，人类，中学课本就告诉我们，劳动使类人猿变成其为人，是劳动创造了人，是劳动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看看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够享受的一切，确实是和劳动联系在一起的。但反过来我们可以问一句，难道我们所有的劳动就都是那么天然合理的吗?我们的劳动中就没有很荒谬、很无聊、甚至是很罪恶的一部分吗?且不说那些被我们的劳动弄秃了的山脉，被我们的劳动弄干了的河流，被我们的劳动挖掉了绿草的沙漠，就是那些被我们的劳动创造出来、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享受的物品，不也是往往有一种荒谬的含义在里面吗?特别是当我们用失去了“优游自在”的代价作为对比的时候。 其实，荒谬的不是劳动本身，崦是我们人类为劳动所设立的种种制度安排。在这样的一种安排中，劳动固然会表现出荒谬，而不劳动——失去会比劳动本身更能表现出这种安排的荒谬性。 在我们当今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诸多的灾难和弊端。但失业这种弊端——对其中的个人来说，有时实在是一种灾难，是最难让人想明白的。人类社会中有疾病，我们可以想明白，因为我们的技术还没发展到可以消灭一切疾病的程度；人类社会中有战争，我们也可以想明白，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能力为所有集团的利益做出最合理的安排；独独是失业，你几乎找不到任何为它辩护的理由，它几乎是完全由人类自己设计出来的端端或灾难。 许多动物的活动都具有这样两个特征：活动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更多的活动则是本能地为了给自己创造休息和闲暇的机会(有的动物是冬眠)。但似乎只有人类的劳动目的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劳动机会。在我们人类所写就的许多文件、论文、宣言和经济学著作中，都充满着这样的逻辑：我们要努力工作并要提高工作的效率——努力工作和提高工作效率是为了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就是说为了更多的人能够有更多的劳动岗位。 然而，这样的努力却常常失败。我们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可以看到的，往往是这样的一种情景：劳动着的人们越是努力，效率就越高，需要从事这种劳动的人就越少。也就是这部分的有效劳动，会对另外一些人的劳动机会形成排斥。 于是就有了失业。 不知道历史上的失业应当如何解释和界定，至少就今天的失业而言，实际上是这样的一种情景：由于人类所创造的种种技术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是由于各门类所创造的组织效率，我们事实上只需要整个劳动力中的一部分按现在的工作时间来劳动，就可以使我们人类生存下去了，而且不但能够生存下去，还会生存得很不错。换句话来说，不需要大家都来劳动了，至少不需要大家都来拼命地工作了。如果是在任何其他动物那里，这将带来一种富足而悠闲的生活，我想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在人类这里，却不。在人类这里，把它弄成了一种叫做社会问题的东西：即失业。于是，在物质财富大量涌流的今天，世界各国的政党领袖、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乃至普通老百姓，都在为一个问题而发愁：如何在不需要那么多劳动的情况下让人头多能参加劳动，也就是扩大就业。 这个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问题也在困扰着中国。 凡是讨论中国的发展问题，人们总会提醒你不能忘记一个最基本的国情——中国有13亿人口。当然在不同的时期，这种提醒背后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在过去，这个因素的涵义是，如何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在今天，事实表明吃饭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了。于是，其涵义就转变为如何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就业问题，如果仅就劳动年龄的人口而言，是如何解决近8亿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确实是，城市中已经事实上存在的4、5千万的失业人口就不用说了，在农村中还有6个亿以上的劳动力，而农业实际上也就只需要最多3个亿的劳动力。据此，有人计算出来，如果将农村中的劳动力也算上的话，中国的失业率将达到20%多。于是，如何解决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就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然而，在中国也好，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好，这难道不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吗? 我们可以随便设想出几种方案。 方案一：用立法的形式规定，每个人一生只许从事社会劳动20年，即30～50岁。10岁以前玩耍，10～30岁学习，50岁以后休闲娱乐。 方案二：每个家庭只派一个代表参加社会劳动，就像节假日每个家庭派一个代表参加街道组织的义务劳动一样。对于独身者做另外的规定。 方案三：处于劳动年龄的社会面员均参加社会性劳动，每天像现在这样工作8小时，但每周只工作2～3天，其余时间用于休闲和娱乐。 方案四：处于劳动年龄的社会成员均参加社会性劳动，像现在这样每周工作5天，但每天工作半天，4小时。其余时间用于休闲和娱乐。 其实，其他的或折中的方案还会有许多。每一种方案都可以解决目前各国普遍遇到的失业问题，而且大体可以保障人类创造的财富总量不会减少。但是，我们都知道，所有这些方案都是没有办法实行的。为什么?因为这些方案与人类创立的有关经济效率的安排相矛盾，或者是与另外的一些什么安排相矛盾。但问题是，这些安排不也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吗?而恰恰是这样的一些安排，造成了这样的一种结果：用把整个人类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划分为就业者和失业者的办法来体现人类技术和文明进步的成果。在这种背景下，就业者承受紧张工作的压力，而失业者则承受没有工作机会的经济的和心理上的压力。结果是，不管是谁，不管是就业者不是失业者，都不能用符合人性的方式享受人类进步所带来的成果。这不是迄今为止，我们人类创造出来的最大的荒谬吗? 到此为止，这篇文章也许可以结束了。可是，在文章行将结束的时候，一篇报道深深地吸引了我： 这是一个叫李春梅的姑娘，一个在深圳附近松岗镇打工的姑娘，由于长时期加班，过度劳累，死去了。工友说，在她死亡之前，已经在车间里前前后后不停地跑了近16个小时，把玩具部件从一台机器运送到另一台机器。当下班的铃声最终在午夜过后不久响起时，她年轻的脸上已经满是汗水。在此之前，她和其他的工人已经有两个月没有享受到星期日的休息了。她的室友回忆说，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时，这位刚满19岁的女工盯着她上方的铺位床板，抱怨着说她感到精疲力竭。她按摩着她那疼痛的双腿，咳嗽着。熄灯了。当李春梅开始咳出血来时她的室友们都已经睡熟了。几个小时以后她们在浴室发现她蜷伏在地板上，在黑暗中轻微地发出呻吟，血从她的鼻子和嘴里流出来。有人叫了急救车，但在急救车到来之前她死去了。 也许李春梅的死还有其他疾病的原因，这我们不得而知。但在一些地方，因过分加班而导致“过劳死”或其他疾病的报道，我们不时可以见到。我不知道在其他的动物中是否存在由于劳动而累死的现象(由于被其他猛兽追赶而累死的不包括在内)，我只知道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在人类中确实有这类现象的存在。但类似李春梅现象之所以引人注目和深思，是由于它发生在一个对比更为鲜明的背景中而形成的反差：在一个技术发展到非常先进的水平，物质财富大量涌现，以至于我们不能不将这个社会叫做“过剩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由于所需要的劳动已经越来越少，以至于一些人被从劳动的职位上排挤出来，成为失业者，他们在为不能“劳动”而发愁；但是另外的一些人，却在加班加点，甚至累死在劳动岗位上或累死在过度劳累之后的短暂休息之中。 这不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荒谬吗?  (摘自《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版，定价：18.00元。社址：北京东城区长晓胡同10号，邮编：1000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