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一生是非常幸福的。我几乎拥有了一切：美貌、名誉、财富、各种大奖和爱情。为幸福我付出的代价却是不可预料的极大的不幸——可怕的疾病、不良嗜好还有破裂的婚姻。”这是伊丽莎白·泰勒在步
入花甲之年后对《生活》杂志记者概括了她一生的经历。
在65岁生日前的一个月她做梦也未曾想到会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那就是脑子里长了一个很大并且很危险的肿瘤，需要立即进行手术。在手术前几天甚至几小时前先在贝·爱尔村，后又在洛杉矶医院，泰勒热情坦诚地对《生活》杂志的布雷德·达拉奇谈了她如何面对这种可怕的现实。一种渴望求生的精神支撑着她走进手术室。她以一贯的激情和风趣，开玩笑地对人们说：“我的脑子里出现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当她稍微平静一些的时候回忆起与上帝的对话：“我把这一切都说出来是因为我想改变一下我这种极糟糕的境遇。”“很多人会像我一样，对脑子动手术都会产生一种恐惧心理。如果他（她）们通过我的经历，分享我这种心情的同时，看到我如何跟疾病作斗争，他（她）们可能会说：‘嘿！她居然能挺过来，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这种期望会帮助我去面对将要发生的一切。” 他们要在我脑子上动手术，这无异于对我整个身心开刀，脑子是我生命的全部 这是从头痛开始，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在圣诞节之前——接下来感觉有些小事记不起来了，然后拿东西会失手。例如玻璃杯会从手中滑掉等，诸如此类的事。有时我又会感觉迷失方向，脑子里有些迷迷糊糊。我以前并没有想得太多。但是在2月初的一天上午，我确实感到有些异样。我好像得了流感，咳得非常厉害并伴有低烧。不过102°（华氏）的体温不应该使我变得如此糊涂。我想给楼下的人打个电话，就是拨不成号，我简直不知道如何打电话。我像发呆一样坐在那里，这时确确实实很害怕。我想要人来帮助我，于是便尖叫起来。有人把医生请来，见到医生我试着起身走过去，但腿脚却不听使唤。此时我竟仍然不知如何去拨打电话。 医生嘱咐我立即去医院，并为我做了各种脑部扫描。我被要求留在医院过夜，因担心我会受惊吓而引起中风。我父亲就是因为中风而瘫痪的，三年之后便去世了。 第二天早上医生对我说：“你脑子里长了一个瘤。”他又接着说：“不过万幸的是这个瘤是良性的。这一点99％我们可以向你保证。”他告诉我：“瘤的部位是在脑壁内侧，没有深入到里面，就在这里。”他指着片子让我看，正好在耳朵上方。“靠近你的头顶，由于这瘤压迫你的脑子，所以必需摘除，越快越好。” 我就在那儿坐着，一声不响，陷入一种恐怖之中。他们对我的脑子动手术，这无异于对我的感情、思想、记忆、诗情、美感、灵魂总之整个身心开刀，脑子是我生命的全部，之后即使我能活下来，我还会一如既往吗？ 但是我将面临很多事情。我必须告诉家人，不过表面上还要显得很镇静，仍旧有说有笑。保持一种上断头台的幽默：“伙计们，我的脑袋在谋杀自己。”我还要准备如何去举行一个宴会。ABC（美国广播公司）出巨资组织一次为我庆祝65岁生日庆典的转播。录像定于两个星期后也就是2月16日（星期天）的晚上。我生日实际上是在27日。为了上镜头，医生同意将手术推迟。 现在最后一件大事我要去做的就是举行生日宴会。但我已经不可能投入全部精力去筹备。我又想如果取消这次宴会那就说明我是胆小鬼。对于伊丽莎白·泰勒艾滋病基金会来说，这次宴会是为艾滋病患者筹措基金而办的，也是对艾滋病人筹措基金的惟一方法。我现在不能唱，也不能跳。我提醒自己，假使我不去开这次生日宴会，这将使我所热爱的人们和支持者感到失望。我真不知将如何是好。 与此同时我又不可能不去考虑在手术前必需做的那些检查，当我拍片以后恐惧心情一直控制着我。我曾做过类似的检查。医生在腹股沟的动脉插入导管，然后注入带颜色的液体让它通过全身最后到达你的脑子。这简直就像在地狱里受刑。 上次我做这种检查是在7年前，我当时体温达到106°（华氏），人完全神志不清。这回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当医生告知何时挪动身体，如何和医生配合，我一直是清醒的。啊，哈哈！我有时真想对自己这皮囊发火。没有人会有像我这样的病史。肺炎不知发了多少次，脊椎、眼睛、膝盖、脚都动过手术，阑尾切除了，扁桃腺切除过两次，剖腹产三次，局部子宫切除。患过成人麻疹，还有痢疾。再别提两进蓓蒂辐特中心戒酒及强制性戒毒。两次髋关节正位，第三次因髋关节错位又动了一次手术，然后是两年的牵引。我简直厌恶这种物理性治疗方法。我后来又像小孩一样学走路，我真搞不懂，在60岁的时候还要一遍遍学这个玩意儿。 在生活中所有发生的事情有一半是由命运来支配的，并且是不可预见的 近几年在其他方面也使人心情很沉重。我和莱瑞·福坦斯基解除婚约。我失去了好友——时事评论家琛·山姆，实际上她像是我的亲姐姐。我们相处了25年。她死于癌症并且就在这幢房子里。我去她房间与她说晚安时发现她呼吸困难，我握住她的手并亲她，我和她谈了很久。过了一会儿我抽身回房间，5分钟后她便离开了人世。 这一系列事情使我对突然降临的这一切没有思想准备。不过我要试着去面对。虽然我有时觉得非常惊慌，但不是失望。我从来没想过要放弃，更没有想过要自杀。一个基督徒，决不。我热爱生命，我不想活得像一棵青菜一样，我有着求生的欲望。我希望医生能满足我的愿望。替我把那一小块东西取走。我曾经依靠过维持生命的那些东西，每一样都非常特别，这些东西是各式各样的管子，插入鼻孔，嘴巴以及身体的各个部位。那种样子简真叫人没法活。不过我相信我的生命力，我会为它作斗争。 我的一生是那么的不平静，可以说到处充满着危险。祸水就像决了堤一样向我涌来。有好多次我喝得酪酊大醉以求一死，我的这种处境不得不使我想到自杀。正因为自己恶习缠身，我会毫不经考虑便服用安眠药或其它药物。我已经好几次走到死亡的边缘。其实30年前在伦敦我已经因患肺炎而被宣判死刑。然而由于某种本能，某种内在力量的作用，每每挽救了我。就像火车呼啸而过时，又把我拽了起来。人们说我粗枝大叶特别容易出事故。这种想法确实使理查·勃顿离开了我。这并不只是容易出点小事故而已。 我容易得病是因为我生活得太艰难。我付出得太多，超过自己所能担负的。任何时候决不言退。我热爱生活并要去面对许多事情，因此经常是超过自己的承受能力。但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总能处之泰然。我作好充分思想准备勇往直前去迎接新的体验。当我刚进米高梅制片厂，从一个小孩成长起来的那些日子，人们经常会教我去干这干那，我是从这样一条路走过来的。这样的生活使人窒息。不过我悄悄地过着另一种生活。每天早晨上班前总要给爱马——“玉女”神驹上好马鞍。它是制片组送给我的。我骑着马驰骋在开阔的乡间，这种感觉真是非常奇妙，这个世界好像只有我和我心爱的马存在。我有一种快慰和自由自在的感觉。同时渐渐认识到如何去踏上人生的道路，如何去表现自我。 去参加星期天晚上的生日晚会也许是一个鲁莽的决定。我非常害怕。因为还要去作一次很长的发言。我得了由于紧张而引起的头痛病。这件事肯定将给我带来压力。不过我决定只简单的说几句。所以我会去参加这次盛会的——好友迈克尔·杰克逊答应送我去——我很高兴自己作出这样的决定。我决不认为这莫大的爱心是来自某一个观众。这些表演者都是非常棒的。我的家人会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这次宴会，我还有什么可埋怨的呢？ 假如明天当我在手术台上，那手术刀一不留神使我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将度过极不平凡的一生 那一晚我们为伊丽莎白·泰勒艾滋病基金会差不多筹集了一百万美元。所有这些爱心温暖着我并将我的担扰冲刷得一干二净。但是第二天有人一提及“医院”二字，这种担扰又回到我的身旁。我是如此痛恨这个地方。 生日宴会之后两天，也就是星期二，我住进了锡德·西奈医疗中心。今天我又做了那些烦人的化验。医生们在把我推进手术室前上了麻药。 我的朋友给我爱心并帮助我。“她现在还没有结婚，”他们说，“所以我们愿意来照顾她。”他们给我请了洛杉矶最好的外科医生马丁·古柏博士。古柏医生考虑得非常周到。他说我可以和Suger（小猫的名字）在一起。我亲爱的小马耳他。我把它放在这里的床上，它感到非常舒服。它睡的时候压在我身上，舔我的手。在我胸口上走来走去。当我走开时它就叫啊叫啊直到我回来。它是爱我的，它流露出对我的爱。我们每天都要告诉一些人我们是爱他们的。我要和很多人联系，谢谢他们也这样做，这是非常重要的。爱的力量是上帝赐与的礼物。就像天是蓝的，鸟儿会唱。花有香味、食物可口。我们经常会忘记生命更是上帝所赐与的，我从濒临死亡的那次经历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穿过时间隧道，看到尽头，有一种奇妙的亮光，我非常渴望能到达里面，不过麦克·安德正在隧道的那头，是他告诉我务必往回去——于是我终于活了过来。 假如明天当我在手术台上时那手术刀一不留神使我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将度过极不平凡的一生。我这一生充满着爱。我爱所有我的丈夫，他们也同样爱我。我希望自己随着年龄增长变得有耐心并获得更多智慧，我之所以能获得知识并成熟起来，是因为我们分享了爱。我确实爱我们的孩子们——麦克·克利斯朵夫·瓦尔汀、莉萨·安得和玛莉亚·勃顿，同时我想我也称得上一个好母亲，一个好祖母。我不想去依靠我的孩子们。我深深地爱着我的朋友，我确实有许多许多的朋友。我爱那些得了艾滋病的人们。他们在可怕的病魔面前表现出的勇气和平静给了我力量去面对我今天所面临的一切。上帝给了我力量。我一直都在祈祷上帝。由于我经常与上帝对话和交流，使恐惧感趋于平静下来。明天我又要进那个手术室了，可能又会害怕。不过今天我可以说真的不再害怕了。我有充分时间来作准备。我甚至在遗嘱中加了一句那就是Sugar（猫咪的名字）将继续得到供养。我说这些你们也不要误会。我当然还是想活下去的。我仍然有许多遗留下来的事情要做。许多事都还没有结束。“胖女人’还没唱呢！”5天以后，我仍然活着。当我苏醒过来，我欣喜若狂。我并没有死，我也没有中风。他们把脑瘤还有脑膜瘤都取走了。所有一切都清除得干干净净。我非常肯定他们把理智还给了我。由于加强了护理，我已经能大喊大叫：“我要……”“我要……”我意思是“要睡觉，”不过“睡觉”二字这时还说不出来。医生们警告我。这种警告实际上使我很清楚，我已经一切都很好了。在以后的几个星期，我沉浸在关爱的海洋之中，这种爱使我的健康更快地得到了恢复。 非常肯定的是我能正常说话了。我的幽默感也回来了。手术后有位医生查房时把他的结婚戒指给我看。我泯着嘴笑起来了。我心想：“这玩意儿我有一大串。” 我现在还不能用右手拿刀叉和调羹，不过医生说过些日子会好的。我整个脑袋还是睡的。我曾有过很厉害的头痛病史，我像是用斧头谋杀者的受害者，我头皮上的疤痕足足有7英寸长。不过我还是非常激动，因为我幸运地获得了新生。我有使不完的劲。我获得的爱心，我不需去回报。我听说那些被遗忘的车臣孩子们尚生活在涵洞和污水管道里。我要为他们筹集捐款。5月份我要到那边去，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完全复原了。在一段时间内我将不染发，就让它白的。在这期间我也不在乎成为秃头。这几年小报一直说我做过整容手术，现在他们哑口无言了，看！除了这次手术的疤痕外，头上根本没有其他疤痕。 （摘自《海上文坛》2004年第5期，黎方夏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