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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这代学者中，若是对中国古史有爱好的，总是会知道袁珂这个名字。袁先生是中国最知名的神话学家之一。他1916年出生，故乡在四川新繁，经历坎坷。他曾发表大量文艺学和神话学作品。1979年，他的学者地位终于得到确认，他也被调到四川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神话学、民间文艺学和文学的研究和创作工作。后来， 袁先生任中国神话学会会长。 在我的心目中，袁老是中国神话学的集大成者。前些年，马昌仪先生曾编选《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这部书分上下两大卷，洋洋洒洒百余万言，其中只选了袁先生的个别作品。马先生给这部文集书写的引论，题目是“中国神话学发展的一个轮廓”，文章为中国神话学的复杂历史提供了一个概要的说明。袁先生出生于中国神话学的启蒙时代，那时中国神话学的第一个时代已确立，他也无缘于中国神话学第一代人。但是，因袁先生是从其第二代开始便持续地研究神话直到21世纪开初，他综合了后三个时期的主要学术成就。 袁先生的神话学发轫于一个时代，成熟于另一个时代，其间经历的阵痛，恐怕与神话口传史到文字记录史过渡中所经历的，可以比拟。我感到，他的叙事存在内在的张力。为了论证中华民族也是一个有着深远的神话传统的民族，袁先生用一个并非是属于我们民族的理论框架，将华夏文明体系内部的多彩叙事定义为与希腊罗马的“创世神话”与“英雄史诗”对等的传说。发现这一对等性，固然有助于证实一些西方神话学家的荒谬——他们曾一口咬定“中国是一个缺乏神话的国度”。不过，在做这件功德无量的工作时，袁先生或许也受到了从西方古典人类学中衍生出来的决定论的影响。决定论是西方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法之一，但经过不同国度的知识分子的加工，也曾转变为某种非西方化了的“本土观念形态”。 袁先生的学术成熟期，中国学术正处在一个矛盾的年代。“进步”的观念生发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观，也正在为非西方社会的“民族自觉”提供思想支持。在他的叙事里，一方面，“劳动”、“斗争”、“生产”这些“哲学字眼”反复出现，另一方面，这些字眼总带着“华夏记忆”的延续性与整体性意味。这样一来，他的文本构造出一种特殊的双重性。于是，在这部由华夏出版社呈献给读者的《中国古代神话》中，除了能找到古史的见证，从而重新体会神话雕刻着深意之外，我也能搜寻到自己不敢苟同的方面。翻阅《中国古代神话》，我反复设想：给我们添加文化心理压力并非出于袁先生的本意。我想象我与袁先生有“心灵相通”的一面，我企求在他讲述给我们听的故事里能寻找到同样的感受，而我也以为，为了实现这种真正的心灵沟通，我有必要从不相通之处出发，去寻找不同观念之间的连接点。 在我看来，袁先生的神话学里时隐时现的那种双重性，主要来源于一种表面上有助于“民族精神”的营造的普遍主义自然与人对立论；而在我的想象中，神话学最辉煌的一面，却是它为我们这些过于轻信人自身的力量的现代人重申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和成员”这个遗训。若是说“创世神话”这个概念真的能够用于中国神话的解释上，那么，与其他“创世神话”一样，我们的老祖宗创作的神话，陈述的也正是文明在离开自然界时承受着的负担。 对于天与人，不同的文化赋予了不同的价值；而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宙斯，也并非是我们中国的“天”。人们完全可以猜想，二者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都曾被表述为一个人格不完美的“暴君”，只是到了后期，宙斯成了人格化的主宰，而“天”保留了它的混沌性。回归这个混沌秩序，我看到袁先生讲述的那些故事自身的意义：它们有时说，天地都生发于人自身的“生产”，有时说，人为了生存，必须先依靠后羿们，让他们射杀十个过热的骄阳中的九个。我因此也看到一个差别：宙斯永远只有一个，其他的文化英雄都是他的部下；而在中国神话中，尽管混沌的天也只有一个，但它的“父权”时常要遭到那些被迫离开大地母亲的人们的抵抗，因而，中国上古的文化英雄，大多没有被想象为“天的部下”。 生活在我们这个以礼仪为社会的传统中，袁先生表现出对神话的终止与历史的开端的同时性、国家的神话与人民的传奇的综合性的充分敏感，他汲取了决定论的若干因素，建造起了一座储藏“民族自传”的大厦。为了“创造阅读张力”，我这里对此做了点零星评论。我无非是想说：在我看来，神话学，首先应是比较神话学，是比较历史研究与跨文化研究的伴侣，而非是一种神话学对另一种神话学的支配。我从袁先生经由神话学创建起来“民族自传”大厦里，看到了这一道理的意义，也想要借此表明，中国神话学的研究，应更明确地阐述一种非决定论的哲学：“民族自传”的大厦内部若没有“和而不同”、“合二为一”的结构，若缺乏将局部连接为整体的“礼”，便失去了矗立于世的文化根基。 （本文系《中国古代神话》一书序言，有删节，该书已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