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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五柳先生是谁》（以下简称为“拙文”，见《中华读书报》2017年9月13日第5-6版）通过文本对比，揭示了《五柳先生传》（以下简称为“《五柳传》”）与《汉书·扬雄传》（即扬雄《自序》）的渊源关系，由此确认《五柳传》的传主是扬雄，《宋书·陶潜传》所说的“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就是陶渊明以扬雄自况，只是“时人”不知“谁是五柳先生”而已。限于篇幅，有一个细节问题，拙文没有深谈，那就是《五柳传》用了九个“不”字。从这一角度来考察以上两篇文本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事实上，在这样一篇短文中，如此高频率地使用同一个否定副词，确实是一道独特的小小风景。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指出： 按“不”字为一篇眼目。“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不慕荣利”，“不求甚解”，“家贫不能恒得”，“曾不吝情去留”，“不蔽风日”，“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重言积字，即示狷者之“有所不为”。酒之“不能恒得”，宅之“不蔽风日”，端由于“不慕荣利”而“家贫”，是亦“不屑不洁”所致也。“不”之言，若无得而称，而其意，则有为而发；老子所谓“当其无，有有之用”，王夫之所谓“言‘无，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船山遗书》第六三册《思问录》内篇）。如“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姓氏”，岂作自传而并不晓己之姓名籍贯哉？正激于世之卖声名、夸门地者而破除之尔。仇兆鳖选林云铭《挹奎楼稿》卷二《〈古文析义〉序》：“陶靖节‘读书不求甚解’，所谓‘甚’者，以穿凿附会失其本旨耳。《南村》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若不求‘解’，则‘义’之‘析’也何为乎？”窃谓陶之“不求甚解”如杜甫《漫成》之“读书难字过”也；陶之“疑义相与析”又如杜甫《春日怀李白》之“重与细论文”也。培根(Ba-con)论读书（OfStudies）云：“书有只可染指者，有宜囫囵吞者，亦有须咀嚼而消纳者”（Somebooksaretobetasted，otherstobeswallowed，andsomefewtobechewedandswallowed）；即谓有不必求甚解者，有须细析者。语较周密，然亦只道着一半：书之须细析者，亦有不必求甚解之时；以词章论，常只须带草看法，而为义理考据计，又必十目一行。一人之身，读书之阔略不拘与精细不苟，因时因事而异宜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四册，第1228-1229页） 这段话在现代研究陶渊明的论著中被反复征引，进而渗透到有关《五柳传》的中学语文教学中，如金星《鄙视流俗傲然处世——从“不”看〈五柳先生传〉》（《阅读与写作》2000年第10期，同题文章又见于《课外语文》2006年Z2期，作者题为赵新民），汪茂吾《从“不”看五柳先生的性格特征》（《语文天地·初中版》，2005年第20期），等等，而唐若从记录的安徽省淮北市海宫学校有关《五柳传》的一场师生对话则比较有代表性：在有两位同学将五柳先生的特征概括为“淡薄名利”“安贫乐道”之后，老师最后总结道：“这九个‘不’字像一条红线，把全文串起来了，把五柳先生的特点突出出来了，也为我们背诵文章提供了线索。”（《陶渊明说“不”—〈五柳先生传〉实录片段》，《中学语文教学》2008年第4期）由此可见，钱先生的对《五柳传》的解读，被人们普遍视为“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层次不紊、脉络贯注”（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语）的妙论，他又征引英国培根论学之言，似乎更显得视野开阔，中西合璧，发人深思。但钱先生两次所引《五柳传》“不详其姓氏”，“姓氏”，陶集各本均作“姓字”，拙文曾引阮籍《大人先生传》：“大人先生盖老人也，不知姓字。”《五柳传》本此。钱先生本来博闻强记，记忆中虽两次偶误一字，也不必责备。又钱先生所引培根论学名言，两次出现“swallowed”（吞、咽）一词，培根行文素来简古，所以我感觉此处引文有点异样，于是用微信咨询美国西华盛顿大学英文系俞宁教授，俞先生迅速查阅了两种培根原著的版本，即TheProjectGutenbertEssays（ProducedbyJu⁃dith Boss and David Widger，2013，P575）和The Oxford Au⁃thors:FrancisBac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Page439），确认第二个“swallowed”本来是“di⁃gested”（消化、透彻了解之意，这两个词都是英语的动词被动式）。随后我翻检1819年伦敦版《培根全集》，查核其第二卷Essays CivilandMoral（《论说文集：民事与道德》）中的L.OFSTUDIES（《论学问》）一篇，确认钱先生节引了其中的两句，这段话完整的的原文是：“Somebooksaretobetasted，oth⁃ers tobe swallowed，and somefewtobechewedanddigested：thatis, some books are toberead onlyinparts; otherstoberead,but notcuriously;and some few to be read wholly,and withdiligenceandattention.”（第374页）水天同的译文是：“有些书可供一尝，有些书可以吞下，有不多的几部书则应当咀嚼消化；这就是说，有些书只要读一读他们底一部分就够了，有些书可以全读，但是不必过于细心地读；还有不多的几部书则应当全读，勤读，而且用心地读。”（《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0页）算是又一个记忆偶误，也不必责备。但是，钱先生又说：“岂作自传而并不晓己之姓名籍贯哉？正激于世之卖声名、夸门地者而破除之尔。”如此论陶，就把“五柳先生”无端拔高得有些“过柳”了，必须得略微说道一下。 我们知道，《宋书·陶潜传》所载《命子》诗作为陶公自述家世与族史的诗作，是他在身体衰微之际写给长子陶俨的。全诗凡10节，第一节称“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为虞宾，历世重光”云云，第三节称“于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风迈，显兹武功。书誓河山，启土开封。亹亹丞相，允迪前踪”，第五节称“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诗人先称浔阳陶氏来自于陶唐氏（即尧帝），随后又提到了三位陶氏人物：汉愍侯陶舍（公元前202年前后在世），汉丞相陶青（公元前195年前后在世）和晋大将军长沙郡公陶侃（259-334）。在“启土”一句下，日本学者斯波六郎引《尚书·武成》：“惟先王，建国启土。”在“亹亹”一句下，斯波氏引《毛诗·大雅·文王》：“亹亹文王。”在“桓桓”一句下，斯波氏引《毛诗·周颂·桓》：“桓桓武王。”在“天子”一句下，斯波氏转引铃木虎雄《陶渊明诗解》：“《尚书·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均见斯波六郎《古直〈陶靖节诗笺〉补正》，《汉文学纪要》，第三册，第1-11页，1949年7月）无论尧帝，还是周武王、周文王，在后世均有圣王之目，陶公用这些历史巨人来比拟其先人，其雷人之语令人震撼，比较而言，平生颇为狂傲的谢灵运的“述祖心态”则要平淡许多。从《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所载谢氏《山居赋》和自注以及《文选》卷十九所录谢氏《述祖德诗》来看，谢客不过是彰显其祖父谢玄将军功成身退、归隐江湖的美德而已，并没有多少夸饰之辞。陈郡阳夏谢氏本属一流高门，浔阳陶氏恐怕连三流都算不上。而所谓以塚中枯骨骄人，实乃六朝人之通病，高雅如陶公者，不仅未能免除此种恶习，而且将其推向极致了。这正是历史人物复杂的一面。显然，钱先生的“破除论”是缺乏历史感的，但他是文学学者，不是历史学家，我们对他的文字可能不应绳以史法。因为我并不认为钱先生对“二史八书”之类的史籍都很熟悉，尽管这些书是一般治南北朝史学者的必读书。杨绛回忆少年时代的钱锺书：“他纳闷儿的是，一条好汉只能在一本书里称雄。关公若进了《说唐》，他的青龙堰月刀只有八十斤重，怎敌得李元霸的那一对八百斤重的锤头子；李元霸若进了《西游记》，怎敌得过孙行者的一万三千斤的金箍棒。”（《记钱锺书与〈围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事实就是如此，每个有本事的人也都是有局限的人。此外，《管锥编》的初稿毕竟写于“轰轰烈烈”的年代，钱先生的“破除论”似乎多多少少有一点时代镜像的折光，只是其本人没有觉察而已。但无论如何，陶公的“阶级觉悟”也没有达到钱先生所说的那种高度，至于有人因陶公躬耕垄亩、讴歌劳动就封他为“农民诗人”，那就更加离谱了。 还是回到《五柳传》的九个“不”字。美国著名汉学家戴维斯（A.R.DAVIS）教授的英译《五柳传》（BIOGRAPHYOFTHE GENTLEMAN OF THE FIVE WIL⁃LOWS）对我们理解作品的这种语言现象很有帮助，我们也不妨借此机会体会一下“五柳先生的西游”（卞东波教授语）或者说“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特殊风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