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人听闻森茉莉，多半是因其有“日本耽美小说女王”的称号，据说这位老奶奶去世前还暗恋着她常去写作的那家咖啡馆里某位不知名的男性客人。爱好文艺的人可能知道她是日本现代大作家森鸥外的女儿，却不一定了解她的写作和她父亲是如此不同。从作品量来看，森茉莉的大部分作品是杂文随笔和小文章，类似于专栏写作者；而她的虚构作品则多与恋爱有关，且因其文笔华丽、言辞丰美，而给人以“沉溺于美”的印象。 其实，沉溺于美是危险的，我们大都欢喜于美好而无害的东西，甚至因无害(甚或有利)而粉饰或想象出某种美的存在。然而森茉莉笔下的美却赤裸、具体，呈现为最具象的物体，对物质的过分依赖似乎是森茉莉一生的“痼疾”。在杂文集《我的美的世界》中，她用极其耐心任性的文字诉说自己对美食、美酒和服装的热爱，比如将新鲜的鸡蛋壳比喻成新雪的表面、压平的白砂糖、上好的西洋纸和手工书的书页。她写道：“我喜欢一切味道和颜色都甜美柔和的东西，喜欢那种‘雅致的甜’。”什么是“雅致的甜”？它关乎感官、审美，更关乎感受。单用“物质”这个词来定义森茉莉的全部写作也许并不准确，物质对应的是精神，是外在具体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与精神是对立的。而森茉莉崇尚的物质却极大地包含有感官和精神上的愉悦与迷醉，甚至反被它们所影响。比如“雅致的甜”这一说法中的“甜”字，便是立足于感官的表达；而“雅致”一词，则显然是对“甜”的一种审美化感受。相对于物的本身，森茉莉着迷于其对身心的暗示和刺激作用，并强调官能在物质抵达精神的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中转作用。 将感官作为抚摸外部世界最直接原始的媒介，用文字来表现官能对美的依附，这似乎是许多大师级作家都会走的路，比如日本唯美派文学的代表人物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又如华语文学界的张爱玲、朱天文。有所区别的只是男性作家似乎更倾向于用“性”来依托官能，而女性作家则会选择用“物”。张爱玲痴迷于色彩；朱天文小说《世纪末的华丽》中的女主人公沉沦于气味；森茉莉则是七窍俱通、五觉敏锐，官能如容器，承载着她对外部世界最基本的认知，同时又全部转化为她最为个人化的体验，而这体验也几乎成就了她所有的作品。森茉莉的小说或随笔基本没有什么大的构建，乍一看甚至有些随意，她的挑剔、任性和漫不经心，正如她早年作为富家女的生活方式，让人嫉羡交加。但她的文字确实极为华美，充满贵气。这华美并不是无节制地铺排罗列，而贵气也并非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傲，相反，森茉莉懂得用文字及时而妥帖地抚摸感官，仿佛熨斗熨烫衣服一般，用适宜的温度和力度贴合你的身体。荡开想象的涟漪自然能打造出一幅壮美景致，然而有时三言两语见好就收亦足够留下耐人寻味的余地。 可以说，森茉莉的文字也是官能化的，她意欲通过语言进入人的身体，而不满足于简单的表面化描摹或效仿。于是这些绵密的极强调个体感受的描述非但不会因为太具个性而产生某种阅读隔阂，反而能沉入人们的普遍感知体验中，使人在阅读过程中得到舒展，并进而领悟到其中的深刻。除了一贯活色生香的杂文，森茉莉的长篇代表作《甜蜜的房间》也是起步于官能。女主人公藻罗是个典型的在蜜糖里泡大的富家女，富商父亲林作不惜一切代价给了她最好的物质生活。后果是，藻罗自小便对人情世故感到惶惑，她说自己的心是住在一个玻璃房里的，光即便能折射进来，也只能幻化成一束晕影。藻罗深知自己的冷漠和残酷，对一切试图从道德批判角度来规训她的人，如家庭教师御包和女佣柴田，她的抵抗和反击顽强而不留情面。即便是成年后，藻罗也是一个完全无法被纳入现实社会的人，不仅如此，她还不遗余力地逃往现实社会的反面。 对于社会学家而言，这似乎可以成为一个儿童成长及教育的极端反例：母亲早亡，父亲娇惯，个性怪癖，恃宠无度，控制欲强。藻罗的所有人格特征都指向了恶，但她又是一个外表极尽美丽的女孩，森茉莉不惜使用最华丽的词句去形容她的肤色、五官、身形和眼神，其纯净、完美与高贵足可比肩天使。如此罕见的少女，或许会使人联想到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吧？然而不同的是，森茉莉从未想过要让藻罗堕入凡尘，她永远是天使与恶魔的完美统一，是美与恶的高度结合。“在她熟睡的脸庞中，同时存在着恶魔和孩子的两个灵魂。两个灵魂就像母子一样亲密无间地嬉戏着。恶魔和孩子，或者说是恶魔进入了孩子的灵魂。” 藻罗是一个不真实的人，她不过是森茉莉用来同构美与邪恶的肉身载体。恶甚至在肉身到来之前，便已经深深种植在了母体内部。这种对“恶之由来”的理解，类似于西方宗教概念里的“原罪”，但藻罗却并不需要救赎。将邪恶归结于天命，拒绝道德忏悔，甚而对它的至美与至纯大加赞赏：“藻罗体内同时住着小孩和恶魔，这就是她可爱的源头。甩着尾巴的恶魔和小孩，像小狗一样相互嬉戏着，很难分出胜负。其实，每个孩子原本都是这样，但平凡的父母会扼杀恶魔的部分，也会扼杀孩子的部分，却因为无法彻底扼杀，所以孩子和恶魔的部分都变得十分丑陋、愚蠢，残留在子女的身上，长大以后就变成只会动坏脑筋的大人，或是墨守成规的人。” 为避免墨守成规，甚至不惜将笔下人物塑造成一个极端(恶)的人，这是森茉莉创作上的魄力，令其成就不亚于任何唯美派作家，因为他们的写作理念是共通的，即穿越道德的训诫，去追溯人类共有的“魔性”。藻罗利用自身的美去占有爱她的男人们的内心，可是他们对她而言却统统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这种占有欲，与其说是为了取得与某位男性的具体联系，毋宁说是对自我存在的一次次确认，因为当她迷失在现实世界中时，惟有不厌其烦地激发内心的邪恶本性，才能对外界有切实的认知。那些与她产生关联的男人们，无论是钢琴老师亚历山大还是俄国青年彼得或马夫常吉，看似可以通过男性特有的体魄或魅力霸占藻罗，但在精神上无一例外十分虚弱，且他们也深深感知到这份虚弱。 然而，森茉莉亦并不满足于游戏般的占有和反占有关系，因为这只是藻罗在单向度地释放“魔性”。令作者着迷的其实是一种更本质的关系，一种绝对忠诚和相爱，又绝对以不可能存在为存在的关系，那就是藻罗与父亲林作的不伦之恋。只有林作能够满足藻罗强烈的占有欲，给予其足够的存在感。当然，藻罗的所有恶根性亦是林作亲自培养、一手造成的。他为“恶魔”与“孩子”的成长提供了一切条件，无论是物质的或精神的，他都自然而然地倾囊而出。对于一名女性来说，似乎也只有父亲才能做到这一切。对林作而言，藻罗所做的一切都是可爱的，即便藻罗有了喜欢的男孩子而离家背弃了他。恋到是非全无，纵到一生不悔，这才是爱的极致。在森茉莉看来，惟有极恶才能达到极爱，方能展现极美，如果说“上帝”是一个纯粹精神性的存在，那么森茉莉接近他的方式，便是在写作中跨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从这个角度来看《甜蜜的房间》，会发现它表现的其实是一种纯爱理想。这理想过于尖锐、惊世骇俗，只能以不断伤害的形式在现实中突显。当然，据说森茉莉晚年被亲子拿走了所有财产，半生潦倒，不得已只能从事写作，似乎也是现实生活对她过于纯粹的写作宿命般的报复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