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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著名连环画大师贺友直先生在上海仙逝，享年九十四岁。对于那些80后、90后、00后的三代人来说，贺友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对于50后、60后而言，“小人书”是其永远无法抹去的文化记忆，它对50后、60后“三观”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作为一名60后，“小人书”对于我的影响绝对超过正儿八经的教科书。教科书虽是老师和家长强调的正业，但我打心底对其没什么大的兴趣，只能装作有兴趣的样子，为的是不让老师和家长对我太绝望。当年上课时，我在“小人书”上可没少花心思。为了看“小人书”或小说，挖空心思与老师斗智斗勇，甚至用刀具将课桌凿出一条长长的缝隙，图谋偷窥，通过这条开凿出来的桌缝，我将藏在桌肚底下“小人书”或小说，一点点蚕食。一边装作正视老师讲课的样子，一边用余光偷窥桌缝中的“禁书”。这种一心二用，往往步步惊心，时不时会遭遇意外的险情。有时，正当忘我地沉浸于禁书情境，竟被老师意外叫站起来回答问题，吓出一身冷汗。更惨的时候，是被老师抓个现行。 回到家里，“小人书”和小说同样也被视为“禁书”，在望子成龙的父母眼里，是不能看到孩子玩物丧志、不务正业的。“焚书”事件时有发生。有一次，我从街上书摊上租了几本《水浒》“小人书”，准备一天内突击看完，因为租书是以一天为单位计算租金的。万没料到的是，回到家里，没有躲过妈妈的“安检”，她从我的棉衣口袋里，发现了“禁书”。妈妈一怒之下，丢到灶火中。害得我好惨，我自力更生做好“灾后重建”工作，好长一段时间，没敢染指“小人书”了。 在我们那一代人的成长记忆中，上述经历应绝不是个案。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家境都不甚宽裕，买小人书和小说对当时的孩子来说，还是件奢侈的事情。在我们班里，只有极少数同学，可以想买就买，将“三国”、“水浒”、“西游记”、“岳传”、“杨家将”、“铁道游击队”之类“小人书”尽入囊中，我们为了从他们手中讨点“小人书”看，什么脏活累活，比如替他们写作业、值日打扫卫生之类的，都愿意承受乃至忍受。 如今的孩子是不可能想象那个物质、知识和娱乐极度贫瘠年代的“小人书”阅读盛况了。谁能想象一本本小小的图文读本竟会让那么多孩子牵肠挂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阅读、娱乐方式，一代孩子有一代孩子的阅读、娱乐方式。与如今资讯和娱乐严重超载带来的畸形知识消费和文化娱乐不同的是，当年的知识和娱乐是特别节制的，连基本温饱都顾不上，还奢谈过度消费、“娱乐至死”? 其实，在我看来，“小人书”恰恰是“正能量”的。与枯燥的教科书比起来，“小人书”是地地道道的“寓教于乐”。我们那代人的“三观”受到“小人书”的濡染、感化甚多。在“小人书”的世界里，我们慢慢地懂得:什么人是好人，什么人是坏人。它教给了我们清晰、明确的是非善恶，这些价值观念润物无声地植入了我们的人格胚胎，塑造了一代人的精神记忆。 我们那一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名著的认知、理解，也是凭借“小人书”这个媒介的。我们最先对“三国”、“水浒”、“红楼梦”、“西游记”的感知，不是直接面对原著的，而是通过“小人书”获得的。“小人书”将名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成功地建构起来，以至于我们后来再读原著时，脑子中呈现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境，多是“小人书”给我们的。假如没有“小人书”的铺垫，我们阅读古典名著也许要横生不少阅读困难。也就是说，“小人书”让我们完成了古典名著和传统文化的“学前教育”，为我们后来的“继续教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小人书”虽“小”，但其效用甚大，甚至大到影响一代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消费。它以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轻而易举地讲好了中国故事。“小人书”将中国故事和古典名著“翻译”成新的媒介形态，让数以万计的读者心驰神往。这种媒介奇迹，今后恐怕再也不会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小人书”大师贺友直的离世，象征了一个媒介时代的终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