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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不会忘记上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澎湃，“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至今还是令我记忆深刻，似乎已经成为中国先锋文学写作的代名词。30年过去了，当我们在纪念逝去的先锋文学的辉煌时光时，回忆了那么多曾给我们带来激动的外国作家，卡夫卡、马尔克斯、乔伊斯、昆德拉……，却遗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伊格尔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伊格尔顿是令当年的中国学者特别感兴趣的一位西方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可他在人们记忆的缝隙中被悄无声息地遗漏了。显然，这不公平。 曾就读牛津大学，再任剑桥大学耶稣学院研究员，以后又分别任教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曼彻斯特大学英美研究系的英国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1983年曾经出版了一本《文学理论导论》，1986年译成汉语并以《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之名在中国出版。这本在中国大陆初版只印了5千册的理论书籍，最初只是用作大学里当代文学专业的学生们学习。但后来不断扩散，一些校园外的青年批评家和青年作家也开始阅读。这本著作曾给当时渴望了解西方文学理论的中国作家、批评家带来莫大的兴奋，也带来了新鲜的文学信息。许多文学博士长长的阅读书单中，肯定会有伊格尔顿和这本《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8年前，我曾经粗略地读过该书，坦诚地讲，没有完全看下去。读得有些七零八落，经常不住地大口喘气。如今，它被悠长的先锋文学的话题驮载而来，我禁不住再次阅读，却感到异常亲切。这本书最大的好处在于，它将“复杂变简单”。那些挂在批评家嘴边上的各种概念、各种主义以及名目繁多的理论术语，被伊格尔顿潇洒地“去神化”了，他用自己独特的“理论手术刀”细致地梳理、分类，将其格式化，通过这本书的摆渡，纷繁芜杂的西方文学理论，似乎变得清晰可记了。 伊格尔顿将20世纪西方文学的理论发展，变成了三条清晰的直线。一条是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另一条是从现象学、诠释学到接受美学；最后一条是精神分析理论。最为关键的是，伊格尔顿并没有在梳理线索、归纳总结之后扬长而去。这位1943年出生于英国萨尔福德的爱尔兰移民家庭的严谨青年，继续负责任地加以深入分析，对这些理论的产生和变化以及问题和局限，进行了一丝不苟的认真阐述。 以第一条线索为例。 在“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这一章中，伊格尔顿讲了一个简单短小的故事：一个男孩与父亲吵架后离开了家。在中午时分，他开始步行穿过森林，结果掉进一个深坑。父亲出去寻找儿子。他向深坑地下看去，然而由于黑暗，他看不见自己的儿子。这时候，太阳刚好升到正当头，以其直射的光线照亮了坑底，父亲救出儿子，高兴地和解之后，他们一起回了家。 面对这样一个故事，理论家们如何“下手”呢？伊格尔顿兴致勃勃地说，精神分析派批评家可以察觉这篇小说中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种种明确暗示，并且指出孩子落入坑内正是他所无意识地希望的一个为了他与父亲不和而对自己的惩罚；一个人本主义批评家可能认为它是内在于人类关系中的种种困境的动人的戏剧化；还有一类无可划分的批评家将其视为“儿子和太阳”这两个词之间的某种被扩大了的但却没有什么意义的文字游戏。 但是，结构主义批评家所做的，是通过图表的方式把小说程式化。首先，第一部分“孩子与父亲吵架”，可以被改写为“低反叛高”，视作一个垂直轴。与这个垂直轴“低和高”相对的，男孩穿行树林，可以标记为“中”。落入坑内，一个低于地面的地方，表示“低”。升起的太阳，则表示“高”。阳光照入坑内在某种意义上，表示太阳屈就，俯身与“低”。假如把这个垂直轴倒转过来，也就是表示“低”反对“高”。父亲和儿子的和解，也就是“低”与“高”之间的平衡。父子一起步行回家，则表示“中”，标示着合适的中间状态的完成。于是，结构主义完成了它的理论阐述。伊格尔顿通过这样细致入微的分析，向读者讲明，结构主义倾向把种种个别的现象还原为某种规律。 这样的关于某种理论的理论阐述，今天读来似乎不觉新奇。但是30年前的中国文坛，对于理论饥渴、阅读饥渴的作家和批评家来说，无疑就像深陷百慕大漩涡不知所措。就像《百年孤独》的“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的开篇，不知迷倒了多少中国作家一样，面对伊格尔顿带有游戏娱乐般的理论阐释，还很严肃板正的中国批评界无疑受到颠覆性的冲击。 一本用作课堂学习的理论书籍，能够波及到校园之外，走出批评家的圈子，并得到作家们青睐，应该说这是时代的印记。当然，我们对于某种理论的认知，应该如波浪般前行，就像优秀的小说，所有的描写都不会停顿下来，永远随着叙述的脚步前行一样。伊格尔顿的理论思想也在不断前行——他从试图将威廉姆斯的人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与他自己所接受的天主教价值观相调和开始，随后过渡到阿尔都塞的“文本科学”，最后又走向使文学研究致力于实际的社会问题而非单纯的文本知识。 是的，就像我们激动于30年前的先锋文学但不可能因为激动而再回到30年前一样。冷静回顾与激动回顾，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历史就是历史，当年的青涩与稚嫩，没有什么不好讲出来的，也只有经历稚嫩，才有成长后的超然和喜悦。 可是当下许多写作者似乎对理论研究存在误区，认为那是批评家的事。与30年前作家们对理论的重视截然不同，如今许多作家对理论研究不屑一顾，梗着脖子，骄傲地望着天，认为“我的写作就是我的理论”。如此观点倒是不能完全否认，其立场也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思来虑去，我还是认为把持这种观点的人显得有些狭隘而封闭，缺乏“登高而招”的远视心境。 伊格尔顿说得好，敌视理论通常意味着对他人理论的反对和对自己理论的健忘。伊格尔顿还说，他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除这种压抑并使我们记住这一点。 我们在写作中，多一些倾听，多一些分析，又有什么不好呢？只有抬起头来，才能仰望星辰。学习，绝不是让别人的马蹄践踏自己的疆域，而是更有力地夯实自己的疆域，即使“被践踏”，那也是自信力的积累和增强。 30年，倏忽之间过去了，曾经的先锋文学的浪花已经平息，或是以变异的姿态重新呈现，但无论怎样，那是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需要我们回忆、总结，也需要我们不断地以新的眼光重新打量和研究。 回忆先锋文学时，真的不能忘了伊格尔顿。或许，还有其他不能忘记的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