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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为《魔灯》开场？在简要的通过两页纸讲述了自己出生时的记忆和家庭状况后，伯格曼先是将视点放回到了自己的母亲，他用放大镜在一张童年时期的照片上细细端详了母亲的面容： “我试图重温那长久流逝的情感。是的，我爱她。” 在讲述和母亲有关的生活经历时，伯格曼坦言，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单纯。一开始，它表现为“狗一样的忠诚”，伯格曼毫无保留地向母亲展示着年幼的自我对她的强烈依恋，但这很快就让母亲感到困扰，她开始经常用冷漠讥讽的话语驱赶伯格曼。在失望和哭泣之后，伯格曼开始使用一些把戏来应对自己和母亲的博弈——通过假装生病来赢得母亲的同情和关爱；学着保持一种傲慢且冷漠的彬彬有礼来对付母亲同样冷漠的态度。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开始变得捉摸不定，并逐渐演化成一场夹杂着冷漠、屈辱、厌倦的扮演游戏。而这种母子的关系也可以看作是伯格曼童年时期家庭生活的写照之一。谈到自己的父亲和哥哥时，童年时期的他设想最多的就是如何杀死这两个比他高大的男人，在因为做错事受到牧师父亲惩罚的时候，他被屈辱和怨恨占据的内心又在祈求获得父亲的原谅和疼爱。长久以来，复杂矛盾的情感纠葛是伯格曼面对家人时挥之不去的阴影。 伯格曼一生共结过四次婚，他的首任妻子叫埃尔塞·菲舍尔，第二任妻子叫埃伦·伦德斯特伦，是埃尔塞介绍给伯格曼做剧院的舞蹈编导和舞蹈演员的。他的第三任妻子是钢琴家卡比·拉雷特，曾在《秋日奏鸣曲》拍摄期间指导英格玛·褒曼弹奏钢琴。在《魔灯》里，伯格曼并未对自己的第四任妻子英丽德·冯·罗森有过过多描述，而他与英丽德的婚姻是这四人之中时间最长的，从1971年两人结婚一直持续到1995年英丽德去世。此外，伯格曼还先后和出演《不良少女莫妮卡》的演员哈里雅特·安德松，出演《第七封印》、《野草莓》等多部伯格曼作品的比比·安德松保持过恋人关系。最为人熟知的则是他与丽芙·乌曼了，两人因《假面》相识，育有一女。 以这种列举式的盘点自然是无法全现这位艺术大师个人情感生活的全貌，却依然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他本人爱情启蒙的源头。九年级的时候伯格曼碰到了同班女生安娜·林德贝里，彼时的他和安娜都算是学校的“局外人”，伯格曼行为怪异，安娜长相丑陋。统一的缺陷并不是两人抱团取暖的初衷，他们因电影相识。但随后这份预示了伯格曼日后婚姻生活中纯真、不满、快速的懵懂情感最终因为安娜前往别处无疾而终了。 如果说伯格曼归属于父母的家庭生活尚且存在着被小心维系的、称得上长久的亲情，那么属于他自己的婚姻生活则表现成被随意搭建的积木，或者称之为烟花，它们来得猛烈且频繁，发生于深夜时分不被察觉的角落，在升空时造成最大程度的惊愕，享受着一成不变却又永不感到乏味的激情，而后熄灭，迅速下落，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处理好掉落在地上的灰烬和残渣。 这也大概是在本书中伯格曼很少提到自己电影创作的原因之一了。1982年，伯格曼宣布退出影坛，这个念头是在拍摄《芬妮与亚历山大》之初产生的，因为“我像中了毒，处于悲惨的境遇之中，完全被痛苦和屈辱撕裂了。”伯格曼写到了自己长久以来一直承受着神经性胃炎和失眠的折磨，写到自己年纪大了，因无法预见很多实际困难而受困。而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对自己电影的不满： “发觉到处都是毛病，缺乏生气和灵魂。” 为什么很少提到自己的电影创作？以影迷身份初读《魔灯》的时候，笔者也抱有这种困惑以及不甘心。重读的过程中大概才揣摩到伯格曼的意图，因为《魔灯》里他不做保留的生活经验正是他电影的源头所在。《不良少女莫妮卡》里少年时代的性之初体验；《芬妮与亚历山大》里童年家族生活的还原；《秋日奏鸣曲》里微妙又近乎病态的母女。当你读到： “他爬起来，扶起了自行车……我们全身都脏兮兮的，浑身湿透，雨还在下，我们肩并肩地走着，父亲不时大笑，好像大感轻松”时，又何尝不是在重新体会《野草莓》里那段试图和解的僵硬的父子关系？这些关于电影的本相，只是被伯格曼藏在了文字的阴影内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