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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亚军（1972—），女，河南周口市人，复旦大学中文系99级博士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7 尹慧慧，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7 【内容提要】 20世纪汉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一个起潮、发展、兴盛和繁荣的演进过程，在资料的编纂与勘定、文学结构的拓展和文学批评建构等方面均取得了很大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间，大量专题论文的涌现和专著的出版，显示出汉代文学研究正以多方面、多层次、放射状扩延和发展。宏观与微观并重，加深了理论建设的进度，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时代色彩。 【关 键 词】起潮/发展/繁荣 汉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阶段，她蕴涵了中国多种文学体式的萌芽，所谓“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刘师培语，《中国中古文学史》）。宏丽的辞赋，朴实的汉诗及史传文学的空前发展，奠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根柢。回顾20世纪汉代文学研究，在资料的编纂和勘定、文学结构的拓展和文学批评、文学思想的建构等方面，均取得了很大成就。从文言到白话的形式衍进，从初具现代学术意义的文学史散篇发展到具有世纪高水平的理论专著，从不脱考据余风的史料文本之堆砌到一部部主客观相结合、结构严密、行文流畅的文学专史，汉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一个起潮、发展、兴盛和繁荣的演进过程。以时间为序，大致可分为三个重要阶段加以详述。 一 从20世纪初到建国前夕（1949），是汉代文学研究的创立期，即起潮期。这一时期，国学之士一方面继承了前代学者卓越的研究成果，保持了乾嘉学派重实证、重考据的朴学遗风；另一方面则注意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学理论作为指导，以孜孜不倦的精神，扣响了汉代文学研究的先声。本世纪20年代以前，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白话文学的倡导和文学观念的革新，使文学研究的焦点趋向于反映社会实际生活和平民的思想感情这一主题上。有关汉代文学的评论散见于名家讲录和诸家文学史中，但大都线索单一，结构简浅。而从20年代到40年代末，汉代文学研究在以下两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一是建构起汉代文学研究的框架，梳理出两汉文学的发展脉落；二是侧重于基本材料的撰写与主要论题的研究。 如前所述，本世纪初，以人民性、社会性为上的文学观念深深地影响着其时的研究者。在胡适《白话文学史》（1928）中分两汉文学为相对立的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两部分。他认为唯汉诗是平民创作的、反映人民生活的、活泼而有生机的真正的文学，才是真正最有价值的部分。而封建文人的创作多诌事帝王歌功颂德，呆板无生气，属于贵族文学，即庙堂文学。这种纯然以作者的阶级地位来决定作品的平民或贵族属性，在今日看来，未免稍显偏执与草率。但胡适的二分法在当时影响还是很大的。如由胡适作序、徐嘉瑞编写的《中古文学概论》（1924）和陈钟凡《汉魏六朝文学》（1931）汉代文学的叙述中所沿袭的基本观点，均受到这种结构分层的影响。 鲁迅编写于1926年的《汉文学史纲要》的出现可谓独树一帜，书中第一次勾勒了汉代文学的概貌和组织结构，打破胡适以阶级为经纬的分类方法，采取以文体为主以作家作品为辅的叙写方式，此乃两汉文学结构发展的一大革进。其书由探讨楚声遗韵对汉文学的影响谈起，论述汉散文、汉赋、汉诗及由汉武崇仙术重方士而引起的小说家言大盛，以此构成了两汉文学基本框架，对于贾谊、晁错、司马相如和司马迁等汉代作家的评述，也突破了阶级局限，从文学角度加以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如谓贾、晁所为“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赞《史记》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又议《古诗十九首》：“其词随语成韵，随韵成趣，不假雕琢而意志自度”，以为“独绝”。这些都被后人引为经典评语。另外，鲁迅还著有《中国小说史略》和《古小说钩沉》，在汉代小说的挖掘和整理方面，做了很多具体细致的工作。 继鲁迅之后，阐述汉代文学演革影响较大的主要有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和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941），二书基本遵同鲁迅以文体为主作家为辅的叙写原则，在追溯文体产生、兴盛的背景条件，评述作家思想和作品的艺术特色等方面，较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更为详细，并且以生动流畅的白话文为行文方式，委情于笔，运笔生花。如二者皆以辞赋时代概括汉代文学的主要特征：郑氏谓汉赋体制弘伟，光彩辉煌，但乏于深挚的性灵，常作无病之呻吟；刘氏以铺采摛文、直书其事为汉赋的特质，词虽丽而乏情，文虽新而少质，虽有规劝讽喻之意，但本末倒置。刘氏此前详细探究了汉赋兴盛的多方面原因，此后又分汉初赋期、全盛期、模拟期和转变期四个时期，细述汉赋的发展和流变，更为关注文体产生的客观条件及其内部发展规律，这也是刘氏一书的独特之处。 总之，从胡适《白话文学史》到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再至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由于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两汉文学从诗赋二宗的结构实体拓展为诗、文、赋、小说、文论等方面的组织形式，从而推动了20世纪上半期汉文学研究的进程。 新文化运动虽喻示了文学研究新的学术风气的到来，但在交替变换的过渡中，不免仍有旧时代的色彩。早期的汉代文学研究者多从考据治学，其著作亦以实证、溯源为特点，在文学作品的汇集和作者生平材料等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工作。此期有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和《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1916），集中和保存了两汉文学作品。另外在传记和年谱方面的撰述甚众，如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1916），张惟骧《太史公疑年考》（1918），孙文青《张衡年谱》（1933）和《张衡著述年表》（1932），董作宾《方言学家扬雄年谱》（1929）和郑嘉茀《司马相如著述考》（1943）等，这些著作慎于考据，均具史证之质。另有张荫麟《张衡别传》（192 5）， 游国恩《司马相如评传》（1923），冉昭德《蔡邕评传》（1933）和汪定《司马迁传》（1930）等，则接近于其时倡导的文学观念。总之，这样丰富的基本资料的编写，为文学研究者更集中地掌握和利用材料，开启了方便之门。 在这近半个世纪历程中，汉代文学的分体研究疾缓有异，有所侧重。据不完全统计，此期有关汉赋的研究论文约计30余篇，汉散文（包括司马迁《史记》）约40余篇，有关汉诗的研究论文，共160余篇， 从中可见在汉代文学研究的创立期，汉诗这一论题的侧重和集中。我们知道，汉五言诗乃是中国古典诗歌之权舆，五言诗的成立年代一直是研究界关注的主要问题，汉乐府的文学成就则更为世人所仰瞻，本世纪汉代文学研究的落脚点首先踏在了这一重要的节奏上。关于五言诗起源的研究专题，先后有数十篇文章进行探讨，如古直《汉诗研究》（1928），分别就《苏李诗》《古诗十九首》和《孔雀东南飞》加以勘定、辨伪和评判，论证周详而精微。有关汉乐府诗的研究则是本时期研究最为集中的一个分区。专著论文如黄节《汉魏乐府风笺》（1924），陆侃如《乐府古辞考》（1926），罗根泽《东府文学史》（1931），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1944），王易《乐府通论》（1946），夏敬观《汉〈短箫铙歌〉注》（1932），闻一多《乐府诗笺》（1941）等等，可谓倾注全力矣！ 岂惟如此，本时期汉赋、汉小说、汉文论等研究也已起步，但较汉诗稍显冷落，专题专著少，并多附于汉魏六朝文学的分区研究中，不能自成系统。但是，经过这半个世纪的耕耘，研究者以其深厚的国学根基，精锐的现代学术眼光和严谨朴实的学风，拓展了汉代文学研究范围，为后学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建国初期（1949）到文革结束的汉代文学研究，伴随时代的风云变幻，经历了一个摇动起伏的承续发展阶段。50年代中期，在“双百”方针指引下，不少学者基于深厚的学术积淀，对于两汉文学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进入60、70年代的文学研究也难免受政治气候的影响，以人民性、阶级性、社会意义为论则的文学观念，一度冲击着研究领域。一系列尊孔与反孔、儒法斗争的论撰充斥于文学论坛，呈现出交叉驳杂的混乱局面。这种偏离历史真实与客观原则的研究倾向是不可取的，也是时代的异变。虽然如此，很多研究者仍辛勤不缀，创造出许多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研究成果。 两汉文学的框架经过前期研究者的创立，已经形成自己独立的结构整体。进入新中国以后，在党的文化方针指导下，众多学者发扬所学，在史料的汇集、辑校、编纂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为汉代文学资料的建备做出很大贡献。本时期出版于1959年，由北京大学中国文学教研室主编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是第一部专述两汉文学的资料总编，选录和注释了主要的汉代文学作品，以汇注为主，不予诠评，征引繁多，尤其是在各文体及各主要作家作品后，附录了历代名家评论，理据各别，分列于兹。其书几经再版，直至今日，仍是从事汉代文学研究者必读之书。逮钦立氏完成于六十年代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一书汉代诗歌部分，是目前为止最臻完备的汉诗汇集，资料详瞻，考证精审，是研究者们使用频率最高的汉代诗歌文本。 50年代到70年代的汉代文学研究，虽然很多研究撰述，不免打上时代的烙印，然而，也有很多符合科学原则、遵从客观历史的专题研究仍以巨大的作用力，推动两汉文学研究的前进，呈现一种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是借鉴前人成果，加以横展与纵深；另一方面则发前人所未发，扬前人所未扬，填充了汉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部分空白，取得了均衡发展的结果。在前期已提及对于汉诗研究的斜倾，这固然与汉代乃古典诗歌的萌生期有关，也得益于本世纪上半叶平民文学的高扬和倡导。进入50年代后，对于思想内容和阶级斗争方面的重视与强调使研究的天平不自然地倾向于汉代散文和汉文论，这主要表现在司马迁《史记》和王充《论衡》等专题研究的集中和侧重。它同时必然地带动了很多具有学术意义的论题的发掘和探讨，补充了汉代文学研究结构层面的不足与纵向的简浅，在不期然的侧重过程中达到一致发展的均衡状态。无论是考镜文体源流，分析作家思想及其产生的客观条件，还是分析作品的艺术特色，研究者都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另外，文学研究的对象已突破以往狭囿，由重点介绍主要作家作品扩延到几乎所有的作家作品。如过去的《史记》研究，仅以总述思想内容刻画人物形象为主，而本时期对于《史记》列传各经典片段的详细推究，更加丰富了《史记》文学研究的多样性。汉乐府诗和《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已不再孤自主宰汉诗研究的舞台，对于汉文人诗的研究在本时期业已相对兴盛。如刘邦《大风歌》，先后有十余篇文章进行讨论，而此前的文学史只是一笔带过而已。由此可见，对于汉代作家作品研究的日趋深化，汉代文学正以一个明确而有机的多元化整体逐渐统一起来。本世纪前70年代在汉代的诗、文、赋、文论等几大板块的挖掘和整理，为80、90年代新时期研究得以更加系统化地总结和提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大陆学者辛勤致力于汉代文学研究的同时，海外的共谐音已经悄然作响。虽然在数量上稍显单薄，然而其中不少论题的深入研究，成绩不菲。诸如简宗梧的辞赋研究，日本学者铃木修次和吉川幸次郎在诗歌方面的有关专述，都有很多的可借鉴之处。台湾学者的专著也是相当丰富的，见如方祖燊的《汉诗研究》（1967），柯庆明《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之研究》（1978），朱荣智《两汉文学理论之研究》（1978），陈义成《汉魏六朝乐府研究》（1976）等。他们的撰述，也为本时期汉代文学研究的多元化趋势增添了光彩。 总之，这一时期的汉代文学研究，其方向是直前而进的，虽曾受到冲击和影响，但众多研究者的支持和投入，无论是横向拓展还是纵向深入，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两汉文学研究已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为新时期归纳、总结、升华乃至完成历史性的又一次跨越铺平了道路。 三 从1979年到1999年这二十年间，是汉代文学研究的兴盛期和繁荣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改善和提高，在精神领域的作用，愈发显现出其活力。1985年7月26至27日， 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首次召开了“先秦两汉文学座谈会”，会议呼吁要重视汉代文学研究，提倡文史哲交叉，既不能恢复到20、30年代偏重考据及疑古作风，又不能重蹈50、60年代研究面窄、指导思想僵化的模式中去，强调要进行综合性研究。此后，大量的专题论文的涌现和专著的出版，喻示着汉代文学研究正以多方面、多层次、放射状的扩延腾生出蓬勃的朝气。如果说，90年代之前的研究领域似乎刚刚脱离束缚，轻松而又专注地倾向于传统课题的深入进程的话在9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化趋势的增强及新方法热潮的冲击和冷静之后，汉代文学研究吸取有益因素，不再拘泥，大胆地推陈出新，走出了一条生机盎然的学术之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宏观与微观并重。 过去的两汉文学研究，多专注于作家作品论，探究文体的渊源，总结作者思想内涵和作品艺术特色等，进入新时期以来的研究者大胆拓宽学术思路，勇于创新，从侧重汉代文学内部结构转移向宏观的、与外部的联系中去，通过概括汉代文学的总体特征，找寻社会历史环境中所存在的各种必然关系，揭示汉代文学形成的客观前提及其发展过程中潜在的逻辑联系。 论文数量较多， 见如钟涛《两汉经学对文学的影响》（1990），邵毅平《道德意识对汉代文学影响及其他》（1991），许结《诗骚传统与汉代文学思想的建构》（1991），王洲明《从汉代的拟骚创作看屈原对汉代文学的影响》（1993）及李生龙《道家思想与汉代文学》（1993）等等。除此之外，对于汉文学的内部特质的探究也日益浓厚。如结构汉代文学意义者，见孙元璋《两汉的文学观与两汉文学》（1989），金化伦《论汉代文学的自觉性及其意义》（1994）等论文，再如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1997）一书，论析了中国古代文学在汉末走向自觉的具体过程，深层阐释汉代文学面貌形成的根源。80年代是汉代文学中《史记》与司马迁这一论题研究的高潮。无论是论文还是专著，其数量与质量均超过了前期，呈现出一种大潮汹涌之势。如施丁、陈可青编著的《司马迁研究新论》（1982），陆永品的《司马迁研究》（1983），刘乃和《司马迁和史记》（1987），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1987）以及聂石樵《司马迁论稿》（1987）。同时，台湾学者的著作不容忽视。 其中以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1983 ）一书影响较大。 另有李寅浩《司马迁与儒法道三家之关系》（1985）、张维岳《司马迁与史记新探》（1985）、范文芳《司马迁的创作意识与写作技巧》（1987）等等，诸多研究成果蔚为大观，相当丰富。除此而外，本时期前半期，汉小说研究逐渐进入高潮。前已言及，汉代小说研究的启动，肇始于郭希汾《中国小说史略》（1924）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此后诸家文学史很少言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般认为现存汉小说皆有伪作之可疑性。不过进入80年代以来，很多研究者不仅仔细加以勘定，还细致地将之划分为历史小说、志怪小说、笔记小说等类别，对于汉小说产生的背景及其对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影响进行了详细考证，论文数量很多，见如李剑国《论汉代志怪小说》（上、下，1982年。另见专著《唐前志怪小说史》，1984年版。），张兴杰《论方士与汉代小说》（1989），陈铁镔《汉代小说发展轨迹与特质的探索》（1990），野牧《谈两汉志怪小说》（1990），王平《汉魏六朝小说的文化心理特征及影响》（1992），刘应奎《谈两汉的历史小说》（1993），李忠明《汉代“小说家”考》（1996），朱恒夫《汉初历史小说与戏曲创作的演化》（1997），张庆利《汉代小说观念的转变及其理论意义》（1996），等等。从理论到作品，从单门别类的研究到追溯发展轨迹总结特征规律，汉小说研究的繁荣由此可见一斑。 其二，文学理论的建树。 进入新时期以来，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新方法的吸收和转变使文学研究以多样化的研究模式推进和深化研究进程。研究者们以实事求是为准则，寻求历史真实中的文学面貌，在越过诗文赋的基础研究，对作家作品精微的理解、审视、总结之后进入两汉文学批评和文学思想研究的新时期。几十年来，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及其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作品选》（1979）一直是最具有影响力的高校文科教材，其书两汉部分仅见两节，阐述扬雄和王充的文学观点，对于《毛诗序》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及其于后世文学文论的影响，并未充分加以重视。文革中关于王充《论衡》的专题论争，大多趋于政治气候，不能遵从科学性和客观性的研究原则。总之，两汉文论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收效甚微。新时期的勃勃生机也带来了文学批评研究的兴盛，填补了两汉文论无专史专著的历史空白。其中顾易生、蒋凡合撰的《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1990）一书自问世以来，一直享有盛誉。其书将两汉文学批评分为两次高潮和一个响亮的尾声进行阐述，认为两汉文学观念上承先秦而有所变化，是由混沌趋于明晰的过渡阶段。两汉文论重在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政治伦理等外部规律的研究，强调教化而疏于文学本身艺术特征的匡释；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奠定了中国明道、征圣、宗经的三位一体的传统文学观。此书是目前为止两汉文论研究较为系统的理论专著。另外，许结的《汉代文学思想史》（1998）则从文学思想的角度考察两汉文学的源流及其发展演进的脉络。作者认为在总体趋向上，汉代文学是沿诗骚两大传统前进的，一方面以诗学（即对历史文化的解释）为实用和审美的标本；另一方面则是积淀于屈骚文学而显现出浪漫的激情和遒劲的气势，二者的兼融统一，构成了汉代文学思想结构的主体。其书点面结合，思路明晰，乃是本时期汉代文学研究的又一力作。 其三，鉴赏品评的加强和专史著作的出现。 在汉代文学研究的创立和发展期间，也有较好的注笺、选读文本的出现，但惜于数量不多，普及范围不广，不能满足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与欣赏的需要。进入新时期以来，很多研究者在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加入于诸多笺注、赏析及译注的工作中去。以80年代较为集中，见如曹蔚文《两汉文学作品选》（1980），曹顺庆《两汉文论译注》（1988）等。另外，一批中古文学作品欣赏类文本陆续出版，见如瞿蜕园《汉魏六朝赋选》（1979），王守华《汉魏六朝诗一百首》（1981），王景霓《汉魏六朝诗译释》（1983），裴晋南《汉魏六朝文译释》（1983），曹融南《汉魏六朝散文选》（1983）及卢昆主编的《汉魏晋南北朝隋诗鉴赏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编的《汉魏六朝诗歌赏析集》（1985），徐震堮《汉魏六朝小说选》（1982），舒佩实《汉魏六朝小说选译》（1982）等等。但不能自成一体系，这也是两汉文学研究者有待努力的一个方面。 有汉一代，历时426年， 汉文学的繁荣由文体形式和文学作品的内容上均能体现出来，所谓汉唐气象之宏伟，非别朝所能匹敌。过去，唐代文学在整体结构和分体理论的研究方面，都要比汉代文学丰盛得多，而新时期汉代文学研究的崛起，使汉唐文学成为连贯的一个整体，从而再现一番“汉唐气象”来。汉代文学各文体研究硕果累累，如龚克昌《汉赋研究》（1990），马积高《赋史》（1987），郑文《汉诗研究》（1994）和《汉诗选笺》（1986），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1998）及韩兆琦、吕伯涛的《汉代散文史纲》（1986），分区更细，论析也越发周详。新时期召唤着新的研究成果和系统的断代史的到来，在90年代下半期，出现了两部两汉文学专史著作：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两汉卷，1994）和赵明主编的《两汉大文学史》（1998）。二书对于文体的时代背景、作者生平、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均进行了重点论述。同时，又以各文体之间的联系发展的表述体现盛汉文学的盛貌。二书另一特点是对于西汉及东汉后期一些一向不被文学史注意的或者被认为是小作家的作品也都给予了全面介绍。 综观上述，20世纪汉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以上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从诗赋二宗到多种文学体式的拓展，从混沌未明专注个别专题的研究到洋洋大观的专史论著的出现，汉代文学研究的崛起，以多元化和系统化的特点，以独特而鲜明的时代色彩，顺利地完成了对旧世纪文学研究的改建和向于新世纪文学研究的历史性的跨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