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近代中国敦煌学发展特点 在近代中国，敦煌遗书发现的50年里，中国敦煌学研究体系逐渐形成，有着以下的特点： （一）学术性 “敦煌学”一词，据王冀青先生考证，最早出自日本敦煌学家石滨纯太郎之口。1925年12月在大阪出版发行的《敦煌石室の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怀德堂夏期讲演）》中，石滨15次使用了“敦煌学”一词，并且对国际敦煌学的起源、发展、研究范围、问题、广义敦煌学和狭义敦煌学的区分等作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在近代中国，“敦煌学”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广泛讨论。1930年，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是国人第一次提出和使用了敦煌学这一名词。从陈寅恪先生的意思来看，他所说的“敦煌学”，主要是指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的研究。1940年，向达先生修订《唐代俗语考》时，也沿用了这一名词，说“时贤因为之特创一敦煌学之新名辞”。后来学术界将敦煌学所特指的敦煌遗书发展到其他研究层面。“世人知道敦煌学，是包括敦煌石室发现的手卷，孤本有关宗教、哲学、天文、地理、历史、语言、诸方面的学问。”(16)“莫高窟是印度艺术流到我国的中途站，这不但是在艺术上留下了宝贵的价值，而且是佛学的宝库；道、儒、佛家的结晶，碧眼洋人都称之为：‘敦煌学’。”(17)“敦煌学”一词的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姜亮夫先生在《敦煌学之文书研究》中说：“敦煌学之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写本、文书为主，而复及古长城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牍，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之辅。”姜先生把“敦煌学”之内涵，扩大到敦煌乃至吐鲁番出土或保存的所有文物和文献，已为广大学者所接受。随着敦煌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和全面展开，学术界逐渐上升到敦煌学理论的研究，从而使敦煌学的体系更加完备和科学，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敦煌遗书、敦煌史地、敦煌石窟艺术兼及敦煌学理论的学科体系。虽然近代中国学者还未像当代学者那样明确而全面的提出“敦煌学”的内涵和外延，但在实际研究中确已包含了这些内容，如傅芸子在其《敦煌学三十年》中就已经全面展现了近代中国敦煌学一些成就，并且系统总结了近代中国的敦煌学发展历史。 （二）国际性 自古以来，敦煌这一地方本身就是中西方交通咽喉之地，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汇。“敦煌在汉唐时代的一个总辏咽喉之地，为华戎所交的都会，一方面接受外来的文化，一方面又将接受来的东西向东传布出去。所以敦煌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继往开来的地位。”(18) 另外，“在二十世纪初年，我国清朝光绪和宣统之间，英法考古学者在敦煌得到惊人的发见，震动了各国学术界，因此创立敦煌学一门学问，来研究敦煌的一切。”(19) 同时，敦煌出土文物已流散、保存在中、英、法、俄、日等国，“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这样多的珍宝，现在大多数安置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巴黎的国家图书馆里，供世界学者的研究，‘敦煌学’的体系，也被世界上提出来。”(20)，可见，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 在1900年后的50年里，英国学界的敦煌研究，主要有：Birger Bohlin. Newly Visited Western Caves at Tun-Huang Newly Visited Western Caves at Tun-Hua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 No. 2(Jul., 1936), pp. 163—166; Arthur Waley. Recent Acquisitions for Public Collections-VII. A Sketch from Tun-Huang-British Museum, Print Room, Stein Collection Recent Acquisitions for Public Collections-VII. A Sketch from Tun-Huang-British Museum, Print Room, Stein Collection,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Vol. 34, No. 191(Feb., 1919), pp. 54—55; Lionel Giles. A Census of Tun-huang.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16, No. 4(Oct., 1915), pp. 468—488(21); Cheuk-Woou Taam. The Discovery of the Tun-Huang Library and Its Effect on Chinese Studies. The Library Quarterly, Vol. 12, No. 3(Jul., 1942), pp. 686—705; 法国学界的敦煌研究，主要有：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peintures et sculptures bouddhiques des époques des Wei, des T'ang et des Song, by Paul Pelliot, Paris: Librairie Paul Geuthner, 1920—1924; Touen—houang Che Che yi Chouhommage à Paul Pelliot, by Edouard Chavannes, Toung Pao. Vol. Ⅱ, 1910. 日本学界的敦煌研究，主要有：西本龙山编纂《燉煌出土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戒本》（十诵戒本刊行会，1929年）；矢吹庆辉选《大英博物馆所藏才一レル？スタィン蒐集燉煌出土未传古逸稀觏佛典白写眞目录》（大正大学，1931年）；矢吹庆辉著《燉煌出土古写佛典に就ぃて》（岩波书店，1932年）；矢吹庆辉编著《鸣沙余韻：燉煌出土未伝古逸仏典开宝》（岩波书店，1933年）；仁井田陞《燉煌等发见唐宋戸籍の研究：スタィン探险队敦煌发见法律史料数种；ペリ才探险队敦煌发见法律史料数种》（国家学会，1934—1936年）；松本荣一著《燉煌画の研究》（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7年）；神田喜一郎编《敦煌秘籍留真》（小林写真製版所，1938年）；松冈K1W302.JPG著《敦煌物语》（日下部书店，1943年）；那波利贞著《中晚唐时代に于けゐ燉煌地方：佛教寺院の碾磑经营に就きて》（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内东K1W303.JPG経济研究所，1942年）等等。 可见，当时敦煌学的研究成为国际的“显学”研究，尤其是日本学界成果较多，且有精品之作。针对当时研究状况，当时的中国学者也提倡国际交流、合作研究。“同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学术的工作，虽是极微小的部分，都需要国际上的合作。敦煌的工作不过其一例而已！”(22) （三）综合性 在近代中国敦煌学研究治学范围涉及历史、地理、考古、语言、文学、美术、音乐、体育、舞蹈、建筑、民族、宗教、民俗、天文、历法、医学、数学等多门学科知识，而且与中亚学、丝路学、简牍学、藏学等都有交叉，研治敦煌学者几乎都是来自各种学科的学者、专家，很少有单纯、专一的“敦煌学专家”。 当时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涉猎以下方面：（1）藏经洞所出古代文献（俗统称“敦煌遗书”）及相关文物。（2）敦煌地区石窟保存的以壁画、雕塑为主的艺术品及石窟建筑以及保护。如《敦煌研究所制定壁画管理办法》（《教育通讯》1947年第4卷第12期）、《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方回《文史杂志》，1944年第4卷第1期）等等。（3）敦煌地区的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社会经济、科技研究等。如《敦煌千佛洞近貌》（《智慧》，1947年第35期）。如：孙毓修《唐写本公牍契约考》（《东方杂志》8卷2号，1911年）、曾了若《隋唐之均田》（《食货》4卷2期，1936年）、陶希圣《唐代管理水流的法令》（《食货》4卷7期，1936年）、徐中舒、郑德坤、冯家升《月氏为虞后及“氏”和“氏”的问题》（《燕京学报》1933年6月第13期）、朱中翰《敦煌石室古本草之考察》（《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4卷5期，1935）、王重民《敦煌本历日之研究》（《东方杂志》34卷9期，1937年）、夏元《汉室敦煌农历之考证》（《中日文化》3卷5—7合期，1942年）等等。（4）与敦煌自身相关的文学艺术创作。如程志新《敦煌行脚》（《旅行杂志》，1948年第22卷第2号）、蒋山青《敦煌行脚》（《文艺先锋》，1944年第5卷第6期）、徐克刚《敦煌纪游》（《旅行杂志》，1944年第18卷第7期）等等。 就期刊论文而言，当时敦煌学论文涉及语言文字、宗教、经史典籍、文学、艺术、社会经济、科技等各个方面。在70余种期刊发表相关文章250余篇。为新中国的敦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