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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卢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内容提要】 “整理国故运动”研究曾经历思想论争、思想批判、思想解放等主要阶段、新近更有多种研究成果问世。然该课题的研究仍处于方兴朱艾阶段，还较少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术史现象，从宏观层面上加以系统的把握。 【关 键 词】整理国故运动/胡适/评述 近年来，学术史研究不断升温，其中一个典型的征候便是“整理国故运动”逐渐吸引了一些学者的研究目光。姑且不论这里是否蕴含有研究主体积极“预流”的主观动机，仅就“整理国故运动”的历史地位而言，其自身就是一个颇具研究价值的课题。 毋庸置疑，五四前后是近代中国思想界最为激动人心的一个历史时段，各种思潮纷至沓来、此起彼伏，构成了一道道波澜壮阔的思想景观。其中，由胡适所揭橥的“整理国故”思潮，虽由于操作层面上的专业性，其影响似乎不如其它社会思潮广泛，但它对民国知识界所造成的冲击震撼或许更为深远。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日趋“边缘化”和“职业化”，使得不少学人对政治产生了疏离甚至排斥的情绪；相反地，学术性思潮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引发更多的讨论兴趣。因此，藉助于对“整理国故”思潮与运动的考察，当能将思想史研究的触角扩展延伸到一些过去较少涉及的学界中人，从而更剀切地体认他们那种原本就十分复杂微妙的心态。至于“整理国故运动”本身是否暗藏政治动机，以及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则更是一个长久以来便众说纷纭、悬而未决的思想史话题。 回眸过去，诚如胡朴安所预言，“一种学术，必有他种学术与之接触，始能发生新学术之径途。……苟努力不已，则民国之学术，必能迈前世而上之”（注：胡朴安：《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民国日报·国学周刊》国庆日增刊，1923年10月10日。）。民国学术界确乎名家辈出，灿若群星，形成了继先秦诸子百家、北宋关洛闽蜀、清代乾嘉考据之后又一学术高峰。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些学术巨子融会中西、贯通古今，潜心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新的学术研究范式。也正是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中国传统学术最终实现了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作为一场旨在“使国故现代化”（注：邓广铭口述、闻黎明记录《我与胡适》，引自耿云志主编《胡适研究丛刊》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的学术运动，“整理国故运动”无疑是这个转型过程中的一大亮点。即以胡适为例，有学者曾经统计，“胡适一生著述，绝大多数都可看作是对中国传统的重新阐释，也就是他所说的‘整理国故’”（注：耿云志：《中国现代史史料的丰富宝藏——胡适先生私人档案介绍》，《胡适新论》，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286页。他同时还统计：“胡适一生著述2000余万字中，至少80％以上是直接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典籍和思想、人物为研究对象的。”）。尽管对胡适的学术造诣，后世訾议颇多，然而他那些“整理国故”的文字在学科创建与研究典范上，对“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的贡献则是有目共睹的。由此可见，通过对“整理国故运动”的脉络梳理和源流考辨，不惟能进一步丰富与深化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和把握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历程及其意义。 总之，无论是从思想史还是学术史的角度看，“整理国故运动”都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 然而，作为一场曾经在民国知识界“甚嚣尘上”、影响广泛的学术文化运动，“整理国故运动”长期以来，“虽然在各种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论著中不时被提到，但不知为何迄今少见专门而系统的研究”（注：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以下即拟以时间为坐标，来简略回顾一下“整理国故运动”研究经历过的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思想论争阶段（1919—1949年）。 与一般呈现相对静态特征的研究对象有所不同，思潮与运动往往在初起时就引起了圈内人士乃至社会各界的普遍震动和广泛关注。“整理国故运动”也不例外。 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口号后不久，便如巨石投浪，在民国知识界引发了阵阵的轩然大波。围绕着提倡“整理国故”的必要与否，以及方法是否得当，无论是名流巨擘，抑或是学界新秀，也无论是敌是友，均本着各自对时势与治学判断和看法，公开或私下地发表了不少或赞成或反对的意见，诚可谓褒贬各异、莫衷一是。时人即曾观察到：“新思想与白话文学发生不一两年，国学运动就隐隐地抬起头来了。到现在，国学运动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随声附和的固然很多，而持强烈的反对意见的亦颇不少。”（注：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下）》（1924年1月1日）《创造周报》第35号，1924年1月6日，第6页。）鉴于这些思想论争的涉及面十分广泛，在此不拟详细展开阐述（注：可详参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新旧能否两立：二十年代《小说月报》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陈以爱：《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衍》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1年。）。 第二阶段，思想批判阶段（1949年—1979年）。 20世纪50年代中期，大陆上开展了大规模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在汇编成八辑的《胡适思想批判》以及其它大量的批判文章中，作为“流毒”之一，胡适“整理国故”的主张自然难逃被口诛笔伐以求“彻底肃清”的劫数。尽管在个别文章中，也有部分专家学者尝试从方法论角度，对胡适及其“整理国故”进行学理性质的批评，间或还渗入了一些具体学术问题的论辨；但形格势禁，这类文章也不得不立足于众口一词的全盘否定。在当时，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便是指斥胡适“整理国故”的主张，“一方面宣传帝国主义奴化思想，一方面诱惑青年用繁琐主义、形式主义、趣味主义脱离现实斗争。两翼是相互作用的，因而目的是一个：达到民族虚无主义，向帝国主义屈膝！”（注：李长之：《胡适的思想面貌和整理国故》，《胡适思想批判》第1辑，三联书店，1955年，第220页。）有人甚至认为：“胡适的所有‘考据’文章，几乎没有一篇不是有特殊的目的。这个特殊的目的，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注：童书业《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的“史学”方法》，《胡适思想批判》第6辑，三联书店，1955年，第189页。）此后，“整理国故运动”基本“盖棺论定”。1957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即对“整理国故”做出“权威性”的注释：“‘整理国故’，是当时由胡适所提出的一种反动运动”（注：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535页。）其后刊行的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大多沿用了这一说法，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数年。 必须说明的是，这些批判文章的作者大多是各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虽然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偏差，但仍有些文字较具学术意味，不宜一笔抹杀。如童书业对“古史辨”的反思，以及周一良对“整理国故”与“乾嘉考据”的辨析，均对后人研究不无启发（注：参见童书业《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考据学”》，《胡适思想批判》第3辑；周一良：《西洋“汉学”与胡适》，《胡适思想批判》第7辑。以上二书均为三联书店1955年版。）。 第三阶段，思想解放阶段（1979年至今）。 进入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的潮流，极大地促进了史学的繁荣与发展。其中一个表征便是随着学术氛围的日益正常以及胡适研究的逐渐升温，有关胡适和“整理国故”的论题遂再次引起一些学人的关注和重视，并在诸多方面予以了重新的审视。 首先，由于根本观点上的亟待“拨乱反正”，这一阶段的研究必然选取“评价”问题为首要的突破口。1979年5月，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的历史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以此为契机，关于胡适和“整理国故”的再评价，也逐渐在学术界辅陈开来。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其新注释中即改为：“‘整理国故’，当时胡适所提出的一种主张。”（注：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9页。）此前所谓“反动”等字眼，已然去除。此后，随着研究心态渐趋客观，更有论者进一步彰显了“整理国故”的正面意义，强调它“不仅撕破了守旧派的，‘保存国粹’的旗子，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许多人否定一切民族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倾向”（注：魏绍馨：《“整理国故”的再评价》，《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并进一步肯定说：“整理国故确是吸收外来文化，再造中国的新文化的一项极为必要和极为重要的准备工夫。胡适整理国故的另一个主要的意义，是通过这项工作启示做学问的方法。而他的方法确实影响了一大批后起的学者”（注：耿云志：《胡适整理国故平议》，《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历史地看，胡适的‘整理国故’的口号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客观效果是积极的，他本人的大量实践也是成功的，具有开创风气的榜样作用与学术层面的样板价值。‘整理国故’作为一段时期内广泛推行的一个实践运动，对于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发扬光大，尤其在去芜荐精、推陈出新方面涌现出的创造价值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对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也起了重要的阻遏作用”（注：胡明：《胡适传论》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506页。）。近年有学者又辩证地提出：“胡适系统提倡的‘整理国故’的理论和实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功绩是主要的咽”（注：李妙根：《胡适与“整理国故”》，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编《胡适研究》第1辑，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73—174页。），“‘整理国故’虽有偏差，但其本质与主流同五四新文化是一致的”（注：罗检秋：《“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1期。）。 不过，在肯定“整理国故”积极意义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并不讳言其中有消极流弊的存在，如认为“就整理国故本身而言，它是在历史文化领域里着手对封建糟粕加以清理的活动，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同时它又是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产物。……这就是胡适‘整理国故’的双重性质”（注：刘筱红：《胡适与整理国故》，《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1期。）；“对胡适来说，他的‘整理国故’的理论主张也是有相当的片面性的，即只看到它的反封建的意义的一面，而完全忽视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作如此提倡，客观上会带来的严重的消极现象”（注：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8页。）；以至于“后来有些学者陷身故纸堆里而自娱，实在脱离国计民生和社会实际，这不能不说是胡适这句话所产生的流弊”（19）。龚书铎先生在其《怎样评价胡适？》一文中，全面论述了胡适和“整理国故”，他深刻地指出，胡适所揭橥的“整理国故”，“一方面对于清理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遗产起到了某些作用，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诱使青年脱离社会、钻故纸堆的负面影响，并在客观上对当时的封建复古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注：龚书铎、宋小庆：《怎样评价胡适？》，《中流》1999年第5期。此外，关于这一问题，尤文科在《胡适与“整理国故”》一文中，也曾有较为全面的论述，收入丁晓强、徐梓编《五四与现代中国——五四新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至于其同名之硕士论文（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8年），则惜未见。）。 上述重新评价“整理国故”的文章，主要侧重于文化史的视角。随着研究的不断细致深入，有些学者渐次注意到与“整理国故”有关的一些学术史问题。如郑师渠教授所著《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一书，就揭示了晚清国粹派之于“整理国故运动”的先导意义，认为它开创了“近代国故研究之新运动”的先河（注：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29页。）。欧阳哲生也在《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一书中，从研究的范围、目的、态度、方法等角度，对“整理国故”与乾嘉考据、晚清国粹派之间的异同，进行了详细的辨析（注：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第171—172页。）。 “整理国故运动”近年来为更多的学者所关注。罗志田教授便将此作为一个主要研究课题，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在《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一文中，他具体探讨了五四后“科学”实践一度落实到“整理国故”、“古史辨”和“社会史研究”上的原因，认为其中“既有中国学人对考据方法相对熟悉而能有所为这一技术层面的因素，也因国人隐显不一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起作用”（注：《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在《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一文中（注：《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他又从毛子水与张煊的论争这一事件切入，通过“回向原典”式的解读，从思想史视角考察了“整理国故”口号初起时知识分子的观念异同。而在《从治病到打鬼：整理国故运动的一条内在理路》一文中，他敏锐地发现一个以往研究大多忽略的问题，即胡适本人关于“整理国故”的认知前后并不一致；概言之，“整理国故的主要倡导者胡适，在最初论证其正当性和必要性时，基本不存‘打倒旧文化’之意，但他自己在北伐时期却转变了态度，将整理国故与‘打鬼’联系起来”（注：《中国学术》总第6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5月。值得一提的是，洪峻峰在《胡适整理国故思想寻绎》一文中（《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4期），已注意到此问题，他并且对胡适思想演变的脉络做过一番梳理；另外，霄颐也曾对胡适这种内在矛盾心态予以解析，参见其撰《胡适与“整理国故”运动》一文，载《开放时代》2000年7月号。）。此后，在《新旧能否两立：二十年代<小说月报>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一文中，罗志田教授结合文学研究会前后两次的态度转变，深刻分析了这一逆转与世风的变迁密切关联，并指出“后一次很可能与北伐造成的政治权势转移带来的思想倾向转变相关”（注：《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而在《民国趋新学者区分国学与国故学的努力》、《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的学科定位》、《国学不是学：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定位的困惑》等文中（注：分别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4期、《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5期、《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1期。），他则较详实地介绍了民国学者对“国学”与“国故学”的不同诠释，以此说明“国学”与“国故学”在当时就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而又充满歧义的概念。同时，他还在《民初趋新学者眼中的国学之“资格”与排他性》、《难以区分的新旧：民初国学派别的异与同》二文中（注：分别发表于《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6期。），指出了这样一种奇异现象，即民初一些趋新学者一方面极力否定“国学”或“国故学”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则又希望通过对研究“资格”的强调来确保“国学”或“国故学”的清纯性。此外，他又在《留学生读什么书：20世纪20年代的一次讨论》、《机关枪与线装书：从“国学书目”论争看民初科学与国学之间的紧张》等文中（注：分别发表于《开放时代》2001年9月号、《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5期。），就当时社会上对胡适、梁启超开列所谓“国学书目”的反响与争议，进行了一番深入探析（以上诸文，大多已汇编入其《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一书中国（注：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 与此同时，中山大学桑兵教授也对 “整理国故运动”做了不少个案研究。他首先在《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一书中（注：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该著主要是由一组相关系列论文汇编而成。），对中外学者之间的交往予以了缜密疏理，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状况与趋势。继而，他又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一文中（注：《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充分揭示了西学对近代国学研究的巨大影响。而在《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一文中（注：《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他则以陈寅恪致陈垣函中一语为楔子，通过另辟蹊径的阐发，在很大程度上重现了民国学界的基本格局。此后，在《近代学术转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解析》一文中（注：《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他再次运用其所擅长的语境分析和人脉梳理方法，指出傅斯年《旨趣》的针对对象并不只是顾颉刚，甚至主要不是顾颉刚，而是此前长期占据学术主流的太炎门生。另外，他在《胡适与〈水经注〉案探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国际反响——以整理国故为中心》、《教学需求与学风转变——近代大学史学教育的社会科学化》等文中（注：分别刊于《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郝斌、欧阳哲生主编《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对一些相关问题做出了十分精辟透彻的论证（上述这些文章大多已收入其《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一书中（注：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在此期间，“整理国故运动”也吸引了一些台湾学者的密切关注（注：东吴大学中文系张中云早在1996年，就在导师王汎森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整理国故运动之研究：以章太炎、胡适、顾颉刚为例》，惜未见。）。尤其是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陈以爱早在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早期的发展（1922—1927）——兼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的硕士论文中，就凭藉广泛坚实的史料基础，以30万字篇幅，对“整理国故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做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研究。在这部已经先后刊行于台湾、大陆的专著中（注：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湾政治大学，1999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她不仅首次完整重建了国学门的全貌，而且还将其置于现代学术运动的背景下，由此也对“整理国故运动”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其中时有超越前人的创见。譬如她关于研究机构与刊物对学术风气转移的影响，“疑古派”在国学门的势力等问题的阐析，皆可谓新颖别致，见解独到。此后，她又继续以《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衍》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对“整理国故运动”进一步研究（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1年。）。在这篇已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分上、下两篇，分别从文化史与学术史的视角，全面地论述了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发展历程，从而填补了该研究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而在具体的个案研究方面，该文也屡有洞见。如对胡适“汉、宋”形象的历史还原，尤显作者功力与识见。另外，文中关于《大公报·文学副刊》对胡适的刺激，以及王国维何以“攻戴”等问题的探讨，堪称论据确凿、新意迭见。 差不多同时，南京大学中文系徐雁平也以《整理国故与中国文学研究——以胡适为中心的考论》为题，撰写完成了博士论文（注：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2001年。该著已由安徽教育出版社于2003年6月出版，题为《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他详细探讨了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的兴起背景、方法和传衍途径，以及它对中国文学研究与文学观念的影响。其中，第三章围绕民国《诗经》研究所展开的评析，充分显示了著者扎实的古典文献学基础；而第五章从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变迁来看“整理国故”观念的渗透，以及关于学术演讲与书信论学对“整理国故”促进作用的论述，也反映了作者别出心裁的视角。 同样值得密切关注的是，在前年出版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中（注：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整理国故运动”已成为各位作者集中阐述的一个研究对象。其中，台湾学者王汎森在《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一文中，从治学取向、研究风格、史料观、历史解释、史学与时代的关系等层面，逐一剖析了新、旧史学的异同，并且还疏理了“新派”史学治史观念的变迁。而刘龙心、王晴佳则分别在《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二文中，不约而同地阐释了中国史学“专科化”与“整理国故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 此外，在其他学者关于近代“国学”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不少可供参考的成果。如宋小庆在《近代“国学热”的兴衰》一文中（注：《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9期。），就根据对“国学”的根本态度差异，将近代“国学”研究划分为弘扬、整理、批评三派，并指出近代的“国学热”大致经历了初兴、高涨、衰落三个阶段。钟少华也在《试论近代中国之“国学”研究》一文中（注：《学术研究》1999年第8期。），通过对40多部近代“国学”专著的考察，分别从“产生缘由”、“定义”、“分类”、“研究方法”、“内涵”五方面予以辨析，旨在对当今所谓“新国学”提出针砭。 毫无疑问，这些前人的研究成果对该课题的研究的拓展和深化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前驱意义。 综观以往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对“整理国故运动”的研究，可以发现有这样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大多集中研究胡适个人；其二，大多侧重于从文化思想的角度，对“整理国故运动”做出总体评价。这两个特点当然有其一定合理性。但毋庸讳言，这两个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研究视野的拓展。首先，由于过多地研究目光聚集于胡适个人，甚至于将“整理国故运动”完全附庸于胡适，容易遮蔽了运动的广泛性和群体性。因为既然是一场运动，其规模与影响范围就必然是广泛的，参与者也就十分众多，不可能自始至终都是胡适一个人在唱“独角戏”（注：魏绍馨早在《“整理国故”的再评价》一文中，就对“‘整理国故’是胡适个人的私产”这一研究倾向进行过反思，遗憾的是，他并未就此详加申论或在研究实践中予以落实。）。这种状况虽在近年有所改变，但以“整理国故运动”为背景来研究其他近代学人的论述仍不多见。其次，由于过多地侧重从文化思想角度，对“整理国故运动”做出评价或“再评价”，由是难免造成结论的简单重复。事实上，关于“整理国故运动”，还有许多重要问题尚待研讨。而近年来，相关史实不断得以发掘、辨析，个案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然而总的来看，该课题的研究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研究空间尚显疏阔。这主要体现在迄今为止的研究，较多的是对其中所牵涉到的人物、流派或事件，展开细致入微的个案考察，还较少将“整理国故运动”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术史现象，从宏观层面上加以系统的把握。例如，“整理国故运动”的概念究竟如何界定？运动大致可分为哪几个阶段？它在民国知识界兴衰递嬗的原因又是什么？尤其是与其所继承的学术渊源相比较，“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产生了哪些影响？诸如此类的许多问题，应该说在该课题的系统研究中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尚有待于学术界的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