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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编全唐诗文的成就与缺失 今人研究唐代诗文，主要还是利用清编《全唐诗》和《全唐文》。 《全唐诗》九百卷，康熙四十五年（1706）编成于扬州，由曹寅召集，彭定求等十位在籍翰林编纂，仅历时一年半即完成。现在由于胡震亨《唐音统签》和季振宜《全唐诗稿本》影印通行，可以知道迅速成书的原因是充分利用了两家的成果，以季书为主，以胡书补遗，稍作订补，删简校记，统一体例，匆遽成编。虽然问题很多，但毕竟完成唐一代诗歌的总汇，300多年来广受诗家和研究者之重视。 《全唐文》于嘉庆间下诏编修，由董诰领衔，实际主其事的则是徐松、孙尔准、胡敬、陈鸿墀等人。其工作底本是海宁陈邦彦于雍正、乾隆间初编的的所谓“内府旧本《全唐文》”，徐松等人又据得见的四部书、《永乐大典》、方志、石刻和佛道二藏，作了大量的遗文网罗和校正工作。历时6年，先后有50多人参与编修，终成书一千卷。存文20025篇，作者3035人，除首列帝王外，臣工均以时代前后为序。《全唐文》成于朴学既盛时期，主事者又颇具学识，在搜罗遗佚、录文校订、小传编次诸方面，均优于《全唐诗》。但不注所出则两书相同，漏收重收、录文缺误、事迹出入等问题也所在多见。 清代编纂全唐诗文，主要目的是存一代文献，供写诗作文之参考。二书完成一代文献的总汇，至今仍为学者所重视。与现代学术对文本完整、原始、准确的要求有很大不同。 先说《全唐诗》。经过现代学者的反复研究，全书存诗49403首又1555句，误收非唐五代诗逾千首，重出互见诗约6800首，今人补录的佚诗已经超过8000首，至于录文讹误、小传差错、编次欠妥、体例未善等问题，也在在多有。 再说《全唐文》。因为曾大量参考内府善本精拓，以及当时还保存丰富的《永乐大典》，该书保存有数量可观的仅见文献和最佳录文，但未能贯彻始终。如昭陵诸碑，文本极差。大赦文书常将一篇文章或全文，或片断，分录为五六篇。嘉庆以后，为其作补遗者代有其人，至今新见唐文超过两万篇，几乎与《全唐文》存文篇数相当。 最近30多年唐代文学文献研究整理的成就和对全唐诗文整理的期待 20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30多年间，唐代文史学界的成就举世瞩目，如果举其大者，我以为特别可以指出以下诸端。 一是以敦煌文献和石刻文献为重心的大量新见文献的系统整理和刊布。目前敦煌文献的绝大部分已经有高清影印本的刊布，主要文本的整理校录和研究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石刻文献的整理影印，20年前已经完成旧拓本的影印和校录，近年陆续新发现的文本数量尤为可观。此外，域外汉籍的介绍和研究也卓有成就，佛道二藏的数字化已经接近完成，传世善本的影印和流布也让学者可以便捷利用这些以往很难见到的文本。 二是唐代诗文作品和作家研究的深入。其中有关作家生平传记的研究，以1980年代陆续编纂完成的《唐才子传校笺》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为代表，包括大量专著和论文，从一流大家到仅存一二篇作品的小家，生平基本脉络已经得到清理，有关唐代诗文的寓意解读、互见甄别、真伪考辨也有很突出的建树。 三是唐人别集校勘注释，在旧本整理和新本笺注方面，都很有成就。一二流大家文集的整理本已经基本完成，传世的重要唐集之善本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有些别集有了三四种不同的新注本。其中前辈如瞿蜕园笺刘禹锡集，朱金城注白居易集，今人如刘学锴等注李商隐诗文，刘真伦校注韩愈文集，达到很高的水准。 四是全唐诗文的补遗卓有可观。《全唐诗》补遗开始于日本市河世宁，近代以来则孙望、闻一多、王重民、童养年迭有所得。我继踵前贤，续有所得，1992年汇编为《全唐诗补编》，约得6000多首。此外，徐俊清理敦煌诗卷，续得近千首。唐文补遗始于清末陆心源，得3000篇，拙辑《全唐文补编》补7000篇，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及续集尚存文5000篇，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录文约5000篇，近年新发表墓志另有逾3000篇。 以上这些成绩，为专家所了解，但对一般读者来说，则很难完整地参考利用。整理全唐诗文，纠正清编二书的缺失，让前述各类成果可以为一般读者掌握，是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学术工程。 全唐诗文整理的学术难度和编纂方略 我曾在10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说到，断代文学全集编纂的学术评价应该考虑八个方面，一、搜辑全备。二、注明出处。三、讲求用书及版本。四、录文准确，备录异文。五、甄别真伪互见之作。六、限定收录范围。七、作者小传及作品考按。八、编次有序。每一方面要做好都很不容易。而全唐诗文由于有清人原编的基础，新编本应该是原有总集的升级版，对于原书中的所有问题应该有所回应，对于清以来所有新发现的文献应做出处理，比新编总集应有更高的学术追求。相比较来说，最初提出改编《全唐诗》的李嘉言考虑在《全唐诗》范围内修订，今人新编唐文保留《全唐文》一字不动，仅将新发现文章附入，今人增订《全唐诗》对互见诗采取在书中卷次先后确定归属的简单办法，都难以满足学术界的期待和要求。就我之认识，全唐诗文整理应达到很高的学术追求，才有取代旧编，为学界普遍接受的价值，而欲臻于此境，从文献普查、善本选用、异文备校、疑伪辨订、体例划一乃至编排校对，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轻忽。没有一批真正的学力相当的志同道合者，是很难完成的。 整理全唐诗，首先必须弄清，现在可以见到的50000多首唐诗是如何保存下来的？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大约2/3唐诗，是靠各家别集保存下来的，此外则依靠各类总集、类书、史乘、笔记、地志等得以保存。而在见于记载的大约三四百种唐人别集中，保存唐人编次面貌的大约仅有二三十种，有宋本保留的大约六七十种，此外绝大部分是明人编次，很大一部分主要依靠几种总集和类书编录，虽然曾反复刊刻，但校勘价值并不高。可以说，唐诗整理大约近百家以别集为主整理，其余3500位诗人的作品则要广参群籍来校勘写定。 同时还应指出，唐诗流传文本的差异和错讹，是很复杂的原因造成，其中既有作者反复修改推敲、作品重复应酬等因素，也有典籍记载以讹传讹，民间流传随意改动，后世版刻缺落顶冒，学者记录随意改写，后世诗家有意改窜，等等。举一个近期热点话题来说。“更无一个是男儿”，《全唐诗》收在后蜀花蕊夫人费氏下，源自陈师道《后山诗话》，据说她对宋太祖的回答是：“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其实南宋吴曾《能改斋漫録》已指出在其以前的何光远《鉴诫录》已载为王承旨诗：“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人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是一首诗有两个文本，两位作者。据我研究，这位王承旨就是五代诗人王仁裕。而《全唐诗》花蕊夫人下收《宫词》156首，据浦江清《花蕊夫人宫词考证》的研究，只有98首可能是其所作，另外58首分别是唐代王建、杜牧以及宋代王珪诗的误收，而就各诗涉及内容看，作者为前蜀后主王衍的生母顺圣太后徐氏，而非后蜀后主孟昶妃费氏。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在一位作者身上即存在作者之张冠李戴、诗作之不同归属、传本之伪误窜入等问题。在古籍整理之有序操作层面来说，当然要梳理《花蕊夫人宫词》的传本系统，确定底本和参校本，认真校定。但仅此还完全不够，必须充分查清其作品在存世典籍中的保存状况，并吸取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而就全部唐诗来说，几乎每位作者、每首作品都有其传播接受史和研究史，即在新本写定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 唐文的校录难度也与此类似。举例来说，昭陵诸大碑，碑文都是唐初的大文章，但碑文经千年日晒雨淋，漫漶严重，每块碑都有很多拓本流传，拓本的早晚、精粗、完残，差别很大。如《姜遐碑》明以后仅存下半截，有十多种拓本和录文。“文革”间出土上半截碑石，则需要重新拼接写定。敦煌三碑也有石刻与写卷的不同传本。再如大赦文书，存世较全的文本多有错讹，而史籍则有节引和改写的区别，即便日本学者《唐代诏敕目录》已经做了很好的索引工作，要重新写定仍不容易。再如作者归属，诏敕是以君主名义颁布的，但唐代大多保留执笔学士的署名，且如大赦文书学士一般仅起草大赦缘起一段，而大赦所涉及的政策变化，即涉及各职能部门的举措条流，则由有司拟定。 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谈到整理全部唐诗应追求达到备征善本精心校勘、备注出处以求征信、全面普查广辑遗佚、删刈伪讹甄辨重出、重写小传务求翔实、合理编次以便检用等六项目标。近年看法略有一些变化，即唐诗的文本多歧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新编总集有必要将这些多歧的面貌反映出来，没有必要一定说某本某字为是而他本为误；唐诗文本写定的目标，应该努力接近或恢复唐人创作的原貌，纠订后人的改动，包括题目、本事、诗句和编次等；对互见传误诗应该有所考辨，但毕竟还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作品难以确断，不妨可以作附存备参，毕竟被依附托伪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必轻易忽省。 从全唐诗文整理谈古籍人才的培养 以上谈了全唐诗文整理的学术难度和应该追求的学术目标，可以认为，真要做好此项工作，需要古籍整理人才具有多方面的学术知识和组织能力。 首先，必须掌握古代文献学和古籍整理的基本能力，从遵循规范入手，了解有关古籍著录、流传、版本、典藏、校勘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同时又能够错综变化，通晓此项工作的特殊要求和种种特殊变化，从而足以胜任此项工作，即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我多年来指导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博士研究生培养，逐渐认识到古籍整理的基本知识说起来并不复杂，但在处理纷繁复杂的古籍文献实践中，要能够熟练掌握而运用自如，没有长时期的积累，没有对古代典籍和文化制度全面深入的把握，很难有大的成就。 其次，全唐诗文整理对学者的知识要求极其广博，其中涉及唐文的整理要求尤高。就唐诗来说，当然要求学者掌握古代诗歌写作各方面的知识，如声律、音韵、典故、制度、人事等诸多方面，而对于唐文来说，几乎可以认为是唐代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原生记录，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等各方面无不包容，尤其以涉及官制变化、行政举措、祭祀礼俗、人事迁转、制度兴废、地理沿革等方面为复杂易误。学者没有充分的学术储备，难以胜任此项工作。 再次，全唐诗文就存世数量来说，大约各有50000和40000多篇，字数均逾千万，对个人来说几乎是达到极限的工作量。现在比较提倡集体合作，我也赞同，但要完成这样大的项目，对主事者和承担者都有学力和态度方面的要求，不仅要确定体例、各方分工，尤应全力以赴，细大不捐，坚持始终。近年特别感喟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成就，原因曾概括四条，曰史观通达，曰方法得体，曰助手得力，曰亲力亲为。特别是亲力亲为，将个人的德、识、才、学贯穿始终。他《进书表》中自述：“臣今筋骸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每读至此，都不能不为之动容。学术研究需要这样的奉献精神。全唐诗文的整理，如果没有一流学者的献身投入，很难有大的成就。 最后，特别想说到一代基本文献的建设，其目的是储材备用，客观忠实地反映一代文献的基本面貌，让各种不同学术方向的学者和不同阅读兴趣的读者可以充分信任地利用。因此，其学术成果的表达应该尽可能地客观公允，避免好奇创新；应该尽可能地兼顾各种文献的分歧矛盾，寻找最稳妥的表达；应该与一般作家作品研究分析有所不同，尽可能地排除个人喜好和主观选择；在涉及作品互见、传误等问题时，应该充分考虑两造的不同证据，避免强说和轻率。在这方面，宋代周必大、彭叔夏校《文苑英华》，坚持没有文本依据时不轻易改字，是很好的范例。说一个最近发现的例子。《初学记》收几首杨希道的诗，从宋代以来就认为没有杨希道其人，将其诗收到杨师道名下。最近见到新出土墓志拓本，方知其人是杨师道兄弟，历来都过于想当然了。此外，一代文献处理不免泥沙俱下，求全和求真是永远无法解决的困局，也是编者和读者必须加以理解和体谅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