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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银行家到政府高官 青年时代的邓达德曾经梦想成为一名考古学家或医生，甚至当一名职业冰球手或歌剧演员。接触了汉学后，他以为自己会像高本汉那样研究庄子和孙子，或跟随斯文·赫定的足迹，像安特森那样沿着丝绸之路考古。然而，生命总是充满意外和惊喜。他的一位表兄弟倒是写成了《丝绸之路》一书，而他却成了一名银行家。谈及此，他耸耸肩，“如果你想让上帝发笑，就告诉他你未来的计划”。 也许是受了父母的影响，邓达德在大学除了汉学之外还修了商业管理。大学毕业后，他很快成为瑞典北欧斯安银行（Skandinaviska Enskilda Banken，简称SEB）的一员。SEB是瑞典银瑞达集团核心投资的银行之一，也是北欧最大的金融集团之一，业务主要分布在北欧及波罗的海地区，以及德国、波兰、乌克兰和俄罗斯，并在全球二十多个国家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共有员工约两万人。被誉为瑞典“无冕之王”的瓦伦堡家族(Wallenberg Family)是银瑞达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在十九世纪晚期就与中国有广泛联系。其时，SEB希望在开放之初的中国开展项目融资与贸易融资业务，邓达德为此接受了全方位的银行业务培训，从瑞典、中国与伦敦金融城的专家那里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此后几年，他担任SEB大中华区的负责人，为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提供了大量资金。 再后来，他转战该集团的投资银行部门，穿梭于世界各地，不断地兼并、收购、重组。也因此，他广泛接触通信、能源、公用事业、交通和国防等行业，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也许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当1998年瑞典决定对国有资产进行重组时，邓达德成为瑞典工业部国资管理局（相当于中国的国资委）第一任局长、瑞典大型国有控股公司斯塔腾（Stattum，相当于新加坡的淡马锡）CEO。 自1970年代以来，邓达德在成长过程中亲眼目睹了瑞典工业的衰败。以他的家乡马尔默为例，1960年代的城市主色调就是钢铁和烟囱，装吊机和大型机械处处可见。西港区则聚集着造船业和汽车制造企业。世界最大造船厂之一考库姆造船厂也在其中，许多家庭好几代人都在船厂工作。但是随着制造业重心从欧洲向亚洲转移，马尔默的经济渐渐衰退，工厂相继关闭，废弃的码头杂草丛生。这深深刺痛了他。尤其是在看到瑞典一些大型国企的高管整天出入高尔夫俱乐部，肥头大耳，无所事事时，充满正义感的他更是出离愤怒。 这份工作并不轻松。据高晞回忆，那段时间他来中国，脸色总是铁青的。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实干家，真刀真枪地在瑞典实施了集中所有权、进行专业化组合管理和透明化治理的三年计划。他对价值五百亿欧元的瑞典国有企业资产进行了重组，这在欧洲还是首次。这次重组涉及六十家企业，其中包括国家电力公司Vattenfall、国家邮政公司Posten以及后来上市的电信公司Telia。此外，欧洲最大的林业、造纸及包装集团之一Assi Dom？n剥离了部分业务，部分合资，原有股东部分退出；欧洲最大的防务集团之一Celsius进行了重组，并最终售出；铁路公司SJ则成功转型为欧洲盈利最高的铁路运营商之一，除了核心的客运交通服务，所有的经营业务都进行了重新归置和剥离。其间，他一年内就换掉了百分之八十五的董事会成员，其中百分之七十五是CEO或CFO（其中百分之四十为女性）。为此，他惹怒了不少人。他的车被砸了三次，收到死亡威胁两次，而他毫不退缩。他最终在瑞典首相的直接支持下取得了成功，重组后的瑞典国资收益率大大高于股票市场的平均收益率。1999-2001年间，上市部分国资组合的市值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八，同期瑞典股票市场指数AFGX 下跌了百分之二十五；1999年5月到2001年6月，国资整体的价值上升了百分之十二，同期AFGX涨了百分之六。同时，被剥离的资产产生了一千二百亿瑞典克朗的收益。而这些资产原本是非核心资产，对企业来说只是负担。 在三年计划完美结束时，他辞职创办了咨询公司Detter&Co.。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政府官员工资太低。那当初为什么要接受这份工作？他说：“这是为社会效力的大好机会，更是帮助瑞典工业重组的绝佳机会，我也能从中学到很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