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外关系的演变似乎又临近一个十字路口。国际舆论中一度流行的“中国崩溃论”大部分已烟消云散，但“中国威胁论”和“中国不确定论”却似甚嚣尘上。对中国未来走势的不确定性和对中国对外政策动向的担忧已成一些国家对外政策制定中的重大相关事项。如何预测未来中外冲突的前景并谋划应对之策似乎在国内外都成了一个探讨中的课题。 在纷纭杂沓的议论中，一个流行观点是，中国正在走向经济强大和军事强大，而获得了新的强大地位的中国势必构成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并由此而引发国际冲突。如果说现有国际秩序已经有一个守护主，那么，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对此提出挑战，这就会构成“修昔底德陷阱”，即新旧大国相对地位的此消彼长或转换十有八九会通过相互间的国际冲突来实现。 显然，运用“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来预判中国对外关系的未来，涉及到如何解读中国经济发展及其国际关系含义。张宇燕、冯维江新著《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述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并从中引申出中国对国际关系的新见解和新主张，以及这些新见解和新主张中所蕴含的国际和平意义。 通读全书，我感到这部著作十分鲜明地提出了、论证了或重申了以下几个重要观点： 第一，中国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主动选择了对外开放和国内改革（第二章）。这个命题的含义是，中国认为对外开放和改革是符合自身根本利益的选择，未来还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行进。 第二，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以来的经济发展–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的解析来看– 基本沿循了“斯密-奥尔森-熊彼特”增长模式，即发掘市场规模效益、恰当确定政府定位和不断扩大创新的作用（第三章）。中国经济增长虽然有许许多多的特殊性，但也不失市场经济一般发展的基本共性。 第三，中国是经济全球化和现成国际秩序的受益者（散见于全书各章）。这个命题的含义是，中国与现成国际秩序之间不存在根本冲突。不仅如此，中国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全球化趋势出现一定的退潮迹象的背景下，在国际层面还很有担当地高举全球化大旗，成为全球化潮流的有力支持者。 第四，按多种指标衡量，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第四章中第136-144页，尤其参见第138页表3的分析）。这个命题的一个含义是，“内政”在未来一段相对长时间中仍将是中国当局的主要课题，“外交”不太会很快占据压倒“内政”的地位。 第五，中华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中具有“和字当头”以及兼收并蓄的倾向，面对矛盾局面时力图采取非冲突方式去应对（“引言”）。这个命题虽然有些超越常规经济学的范围，但基于两位作者之一张宇燕先生的广博历史文化知识和独特见解而与本书主题紧密相扣。 第六，中国官方对现行国际秩序改革的主张从根本上说是“渐进性的”、“改良主义的”和“建设性的”，并不构成推翻现状、“推倒重来”之主张（第六章）。就涉及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现行全球性组织机构的改革而言，中国主张多半是争取参与权和协商权、提高投票权份额等事项，并非要求主导权。在中国所表现出来具有争取主导权倾向的地方，则是“软性”的国际合作领域，例如“一带一路”。 与第六个命题直接相关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历年中国官方声明中都反复重申中国对外政策不追求霸权目标（尤其参见第二章第77-78页表2）。这种政策立场显然也可以解读为，中国不追求全球事务的主导权。 以上六个命题连接起来，可以认为共同地支持了该书的基本观点：中国过去三十多年乃至四十年来的快速经济发展绝不意味着未来中国将走向国际社会的对立面，走向与“守成大国”的冲突道路。中国经济发展明显具有和平的国际关系意义。 已有的一些论证经济发展与国际关系的出版物有许多从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尤其是贸易和跨境资金流动的角度来展开。例如，认为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各国贸易的增长，各国经济不仅更多地依赖对外贸易，而且贸易往来越来越多地集中在经济发展程度相近的国家之间。这样，它们的共同经济利益越来越多，而冲突带来的两败俱伤的效应会越来越大。因此，在一个经济上相互依赖关系越来越密切的世界里，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了。这种看法显然既对又不对。对的地方是，二战结束以来欧洲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极大地巩固了那里的和平局面。不对的地方是，两次世界大战皆发生在相互贸易关系十分密切的贸易伙伴国之间。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实际上是从一个较高角度来解析经济发展与国际关系的互动作用。这部著作利用一些新的材料有力地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且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和平的国际环境。此外，如果允许大胆地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推论的话，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还将更加依赖于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经济曲折的发展历程已经反复地说明了这个真理：离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正常的国际经济交往，中国经济活力难以展现出来，经济结构调整势必受到阻碍，经济效率甚至会出现全局性的下降。 当然，我也相信，《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的作者和许多读者也都认同这样的看法：一国经济发展状况、发展方式与其对外政策或国际关系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直线性的；中国人民拥有和平的意愿，多数都能意识到和平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同时，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决定因素远不限于经济事务。对此，我认为该书的两位作者已经充分地履行了其作为经济学家的职责，不能再有过高过多的要求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