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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传统之道为“身道”，这一发问必然将我们导向作为基本研究范式的“身体”。在我看来，这一范式与其说是一个新型的致思模式，不如说是再林先生对生命独特的理解。显而易见，人是以身体的形式栖居在世界之中，生命亦凭借着身体渐次展开，我之所以能如此思、如此行，归根结底在于我有这样一个身体以及这样一份独特的体验。更确切地说，我不仅仅是“拥有”一个身体，而是我本身就“是”身体。然而，在西方的形而上学之思中，身体一直呈现为“不在场”的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思维将人抽象为“灵魂之我”或“精神主体”，从而西方哲学成为名副其实的“意识哲学”。与这种“祛身化”的致思路径相反，身体一直是中国哲学之圭臬，不仅其悠久的修身传统将身体置于古人关注的中心，而且其阴阳型的宇宙观、夫妇型的伦理观、身神合一的宗教观、家国一体的政治观以及体知型的认识论等无不是以身为出发点。正是在这里，再林教授独具只眼地发现，“身体/意识”的区别实为中西哲学分殊之所在，从而公开宣称中国哲学本质上是一种“身体哲学”。 诚然，身体的高扬固可纠拨西学“意识独尊”之偏，但身体本体地位的确立必然面对一系列的诘疑，首要的问题便在于，有限的身体如何满足哲学无限的“终极性”探寻？因而，对于再林教授来说，其于中国哲学身体性的揭橥，必然意味着对身体的“道”之层面的澄明，而这也构成了《身道研究》一书的主旨。 在开首的《总论篇》中，张教授勾玄索隐，为我们呈现出中国“身道”的总体面貌。首先，通过对周敦颐太极图的身体化还原，再林先生描绘出一条“（生）身→两性→家世”的生命系谱，这一系谱以其“子子孙孙，引无极也”的特征，将我们有限的生命个体融释进无限的生命共同体之中，从而完满地实现了基于身体的“终极性”之求。进而，在中西比较的视野里，张教授具体提出身道的三重维度，即中国哲学是“切问近思”的“具体之学”，是“以美其身”的“为己之学”，是在取舍、得失、进退、授受、生死之中亦此亦彼、不落两边的“之间之学”。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再林先生对身道展开了更为具体的论述，其间精彩纷呈，新见迭出。例如，其以“夫妇”为中国伦理之元型，以“味道形式”为古代审美之特质，以周礼为“象征性交换”等思想，皆发前人所未发，读来不仅引人深思，且亲切有味。 在我看来，再林先生的努力不仅于此，其更深远的影响在于，通过身体范式，不仅一种之于传统哲学的新的研究领域得以开辟，而且这一哲学与我们生动活泼的具身生命得以勾连。可以想见，伴随着对中国哲学更深入的挖掘以及对生命更深刻的体验，再林教授将会为我们献出更为精彩的思想成果。 （《中国古代身道研究》一书，由北京三联书店于2014年12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