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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边天的明与暗 ——读克里斯蒂娃的《中国妇女》  《中国妇女》[法]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著赵靓译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李勇 1974年，克里斯蒂娃作为“太凯尔”团体的成员来到中国参观考察。对于中国而言，邀请西方“进步”知识分子访华是一项外交政策，既是与西方接触的外交举动，也是借此向西方世界宣传新中国取得重大成就的文化活动。然而事与愿违，来到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还没有进步到能够欣赏“文革”中国的程度。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就阳奉阴违地拍摄了一部名为《中国》的纪录片，“丑化”了中国，以至于中国不得不组织一场大批判来反击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安东尼奥尼不是特例，“太凯尔”团体也没有积极配合中国的宣传，只不过他们的冷淡态度和晦涩语言没有造成多少“恶劣影响”，因此，也就没有引起中国人太多的关注。克里斯蒂娃回到法国后写出的《中国妇女》一书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引起中国人的兴趣，原因可能也就在此。 克里斯蒂娃眼中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她所看到的中国仍然是她想看到的中国。作为一位女性主义理论家，她当然最希望看到中国女性的生存状况，中国的那些“不爱红妆看武装”的能顶半边天的铁姑娘们到底给克里斯蒂娃怎样的印象？克里斯蒂娃是用“震惊”来描绘自己的感受的。在她所接触到的中国女性中，她发现“不再有专属于女性的两难困境（性、感情和婚姻），使她得以遭遇母亲。也没有更多的超个人和超家庭的关系问题：政治化就是全部，它截获和吸收了那些不耐心的欲望，也没有给那些心理的、力比多的和想象的任何一个剩余物留出空间，并理解和消化它们。”（P145）在这个“政治化就是全部”的国度，克里斯蒂娃所见到的女性，几乎都是一幅面孔，穿着蓝色的人民服，满口马列主义大道理，表情坚定，从不含糊。无论是哺乳期的年轻母亲，还是在生产一线的女工，抑或是在大学任教的女知识分子几乎都是一个样子。这种令人窒息的印象让克里斯蒂娃怀疑“人们一定瞒着我们很多东西。”（P146）看来，那些刻意安排好的参观瞒不过“老外”的眼睛。然而，当克里斯蒂娃一行要求考察改造知识分子的学校时，她们遭到了拒绝。 中国人更希望克里斯蒂娃看到积极的一面。新中国妇女已经获得了解放，她们已经走出了家庭的小天地，进入了社会生产的大世界之中。她们正在发挥半边天的作用，她们在建设新中国的征程中一点也不比男人们逊色。克里斯蒂娃的确看到了这种“解放”，但是她对解放的理解又是不同的。“就像我在这次旅行中发现的，妇女解放的主题一般都被理解为解放女性的劳动力，以投入到生产中去。改革只是触及家庭内部，反对儒教等级制度的这个表面主题，而很难深入面对性和心理上的问题。”（P134）这个发现一定令克里斯蒂娃相当失望。作为一位满怀希望来中国朝圣的女性主义者，她所看到的不仅不是她所想象中的那个女性主义的乌托邦，恰恰相反，女性主义所关心的一切几乎都消失了。 克里斯蒂娃到底关心什么？她自己已经列出了问题的清单：“性别差异；女儿对父亲法则的认可；关于拥有多形态愉悦的非政治性、非时间性的诉求；自杀；在一个父亲主导，女人是‘另一个人种’的家庭里，‘另一种性别’的牺牲；否认这种差异会不可避免地带来的极权主义后果等等。”（P8）这些都是一位具有精神分析学专业知识背景的西方女性主义者所关心的问题，她努力从中国原始时代的母系社会遗址，从中国的家庭制度的形成，从儒家思想传统，从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中去寻找解答这些问题的线索，当然也从自己所面对的那些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半边天身上寻找蛛丝马迹。然而结果令人失望。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女性几乎无法逃避受到扭曲的命运：“尽管受到儒教一定程度的限制，女人所沾染的儒教虚伪要罕见一些，因此女人在她们的圈子里放任暴力，这种暴力从内部侵蚀着家长制社会的和谐。她们之间争吵叫骂，互耍阴谋诡计———这在小说家和观察家的笔下昭然若揭，这些东西本身就暴露出儒教道德的阴暗面，更重要的是它揭露了女性的悲惨状况，以及对这种未被使用的，易演变成残忍、攻击的冲动的压抑。”（P74） 这一出封建社会家庭内部争斗闹剧中展示出来的女性状况到了新中国是否改变了？克里斯蒂娃敏感地意识到了新中国要为女性树立一个新的标准典范。这个典范就是要使每个人都自我认同为一个合法而且有用的社会成员。“这种‘合法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是必要的，它毕竟使女性的身体摆脱了那些无法称呼、自得其乐的愉悦，摆脱了那些伺机而动的暴力和精神失常。”（P140）这种“摆脱”却又是以服从为代价的，她们仍然要服从父权。克里斯蒂娃从一个小故事中悟出了这一点：“当我读到一个铁姑娘驾船将要失控，一个老渔民赶来帮了她一把，从那时起她‘谦虚地听从老渔夫的指点’时，我对自己说，如果这个小故事能教育年轻的中国姑娘：一切皆有可能，‘女性权力’（不比男性权力大）并不存在，那么，这个故事的结局将是她们万里长征的第一步！”（P140） 这是克里斯蒂娃作为一名西方的知识女性对中国女性的误解吗？她自己也无法回答。她被她们一行人在陕西户县参观农民油画展时在广场上看到的场景深深地震撼了，户县的农民们在广场上沉默地站着迎候这些外国人。“三个小时后当展览厅的大门打开让我们的车子驶入时，他们仍然站在那儿，在太阳底下一动不动———愉快的或渴望的———眼神平静而锐利，表情疏离，一言不发；使人们不得不又退回到我们的‘陌异性’（étrangeté）里。”（P4）中国人这种沉默中要表达的东西克里斯蒂娃希望捕捉到。她选择的是中国妇女，“如果我们对女人，对她们的状况和差异性不敏感，我们就会错过中国。”（P5）她似乎认定那种沉默中有女性的声音在呼喊，那些喧闹的表演性的参观反而变得多余了。但是谁能证明克里斯蒂娃对沉默的聆听不是幻觉？ 无论如何，克里斯蒂娃回到法国后，很久都不再关心政治了。“中国体验带来的对政治的告别和对个人的东西的钻研，作为一体的东西被铭记于克里斯蒂娃自身。”（《克里斯托娃：多元逻辑》，西川直子著，王青，陈虎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P200）1975年，她生了孩子，成为母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