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一辑近来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引起国内外学界的普遍关注，被认为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史料开拓作用。最让学界惊喜的是，此套丛刊的整理工作首次由一批中青年学者担纲，他们选择的眼光和动手的能力都让人刮目相看，展现了一代青年学者扎实从事基础性资料工作的勤奋精神。日前丛刊主编之一的张剑先生接受本版访谈，详细介绍了“让书写在故纸堆里活起来”的工作流程，可让读者了解曾经被忽略、被遮蔽的“流年碎影”如何经过爬梳而重新回到现今人们的视野之中。 任何一套丛书都要有自己的特色，不能捡到篮里就是菜 北青报：《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从已经出版的第一辑十本，到筹备出版的第五辑，涉及人物众多，如何在浩如烟海的近现代人物中做出选择，确立挑选的标准？ 张剑：这一点我们在丛刊《总序》中有所说明，简言之，有三个标准：一是近现代，二是稀见，三是有史料价值。当然，这些标准都是相对而言，如近代的上限不止于1840年，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稀见侧重选择稿钞本，或是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搜罗不易的文献；什么是有价值的史料？有不同判断，宽泛地讲，一切史料皆有其价值，我们在总序中也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但这是为了保持一种开放性，实际上我们在选择史料时还是有主导方向的，就是要以日记和书信为主。任何一套丛书都要有自己的特色，不能捡到篮里就是菜。 北青报：对本套丛书的出版设想有多远？史料著作从隐藏到公开，从目前进展的情况来看，是否合乎当初的预判？是否达到理想化的操作方式？有否存在具体的困难？ 张剑：丛书策划源于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我们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有感于近现代的重要性和史料整理的不充分，想要扎扎实实地为近现代学术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因为怀了这么一份理想，而理想总是美好和充满希望的，因此我们对于未来的出版还是很乐观的，这从我们当初设立四个主编，每个主编负责一辑，滚动发展，即可看出我们的一点“野心”，我们希望如新书发布会上的专家所祝福的那样，不止于五辑，而是十辑、五十辑…… 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一是因为未被开掘和整理的近现代史料浩如烟海，我们没有无米之炊的担心；二是因为我们几位主持者分居于北京、上海、南京等文献中心，学术脉络较广，容易获取史料和组建比较理想的团队。从目前状况看，第一辑十种已经面世，第二辑十种也已交稿，进展比较顺利，符合我们当初的估计。但也不是没有缺憾，如第一辑中的《汪荣宝日记》，整理者西北大学赵阳阳副教授是南京大学程章灿的高足，有较深厚的书法和文献功底，整理这部稿本日记非常合适，他也于2012年就高质量地完成了整理工作，但由于是丛书中的一种，因此迟至今年3月才随其他品种集体面世，不巧的是中华书局于2013年11月出版了韩策、崔学森先生整理的《汪荣宝日记》，这是一次非常遗憾的撞车。以后我们要积极和学界同道互通信息，避免重复劳动。即便如此，我想这些情况恐怕还是难以完全避免。 让大大小小人物的生命被人们真切感受 北青报：以往中国近现代史料的出版，往往对信札、日记关心不够，此次“稀见史料丛刊”有意偏向日记等私人化的著作，是否可以大大弥补此前的不足？ 张剑：我想这里有两层意思要表达：第一层，出版社不是对信札、日记关心不够，而是对信札、日记的整理关心不够。相反，出版社之前推出了不少影印的日记和信札，但是由于影印本影印的多系手稿，字体以行草居多，价格又高昂，研究者很难利用。但出版社更愿意采取这种方式，因为既省成本（具备一定的技术手段即可），又能高定价高利润，相反，如果是排印的整理本，则过程复杂得多，释读、标点、校勘，有的还要注释，排印出来后经过多次校对仍难免出错，定价也无法抬高，出版社会觉得不划算。事实上影印并不等于整理，影印更大的意义在于保存古籍的原样。当然，我不是说影印不重要，我是说影印本不如整理本便于学术研究。我们这套书重在整理，并以简体横排标点方式，想要为学术界提供更适合阅读研究、价格也更合理的文本。 第二层意思，我们的整理偏重日记、书札等私人化著述，的确可以部分弥补我们过于重视宏大政治叙事的不足。我们另一位主编彭国忠也说：“历史不总是政治史，不总是朝代兴衰史，它还是芸芸众生的个体生活史，更是草芥小民的鲜活生存史、情感心灵史。”显然后者更贴近我们。这套丛书将提供大量具有丰富意味的私人化生活和历史细节，使那些被忽略、被遮蔽的“流年碎影”重新映入人们的视野，让那些大大小小人物的生命被人们真切感受。借用习总书记的话，要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北青报：不少学者对“稀见史料丛刊”印行抱有较高的期待，随着一大批少见的史料著作陆续问世，有望改善目前近现代史料薄弱、不平衡的状况。有学者称，一批博士、硕士可以从中找到好选题，以此依托做深入研究。作为主持者，是如何研判这批稀见史料的挖掘价值，做出学术的优劣判断？ 张剑：前辈学人处理史料的方法可以大致划分为两种，一是如陈寅恪、钱穆那样精研基本史料；一是如陈垣那样重视新史料，他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征引书目达170余种，即多为不常见之书。两种方法都能产生杰出的学者，关键是要理性规划自己，综合判断自己的才性学力适合哪一种。“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显然对学者的天分和学力要求都更高，我个人以为近现代方向的博硕士生想要在三五年内做出比较满意的学位论文，恐怕还是善于利用新史料更实际一些，王国维也强调过“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赐”（《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如我们第一辑中的莫友芝、俞樾、汪荣宝、邓华熙、徐兆玮、陈廷焯等，都可以做出不错的论文来。当然我并不否认新问题的重要性，最好是像陈寅恪所说的那样“新材料与新问题”（《陈垣敦煌劫余录序》）相济相美，相得益彰。 有人能从你所整理的成果中受益，是对整理者最大的肯定 北青报：我们听到文学所刘宁研究员表示，读“稀见史料丛刊”之一种《贺葆真日记》，看到其中一则写到贺葆真祖父教授古文的顺序以及授课的心得，了解了当时古文教学的真实场景，由此看出日记记录事件的重要价值。你听到这样的说法，是否感到欣慰？还听到别的学者的阅读反映吗？ 张剑：丛刊史料能够被刘宁这样优秀认真的学者利用，我倍感欣慰，有人能够注意并从你所整理的成果中受益，我觉得是对整理者最大的肯定。这让我回忆起当年整理《翁心存日记》的情景来，因为整理时备尝辛苦，因此当时犹豫以后还要不要继续从事史料整理，可是后来看到南京大学徐雁平兄利用翁心存日记统计出19世纪北京年平均沙尘天数达22天，纠正了以前自然科学工作者据《翁同龢日记》得出的10.4天的结论；又看到复旦大学杨煜达教授等在“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中，利用《翁心存日记》，重建了19世纪中叶北京沙尘天气情况；而武汉大学谢贵安教授利用《翁心存日记》研究清实录的修纂和清实录馆的管理与运作，也发表了系列成果，我顿感一切辛苦化为乌有，从事史料整理的决心更加坚定了，希望随着丛书的不断展开，其史料价值还会被不断释放出来。 北青报：目前人们对学术界有一种看法，觉得存在“重论文，轻文献”的情况，容易忽视史料的基础工作，对此您如何评价？ 张剑：任何学科大的发展都离不开史料的基础建设，史料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刘跃进先生甚至断言：“谁绕开史料，学术界将来一定会绕开他。” 整理者的治学功夫，不是电子化能够取代的 北青报：在电子化时代从事古籍整理工作，有何新特点？在信息海量堆集的时候，如何体现新学养，体现对文献理解的深度？是否依旧有无法取代的作用？ 张剑：这个问题提得好，很有挑战性。随着文献电子化和古籍数字化的飞速发展，各种数据库和电子文献产品不断问世，做学问的条件优越了，做学问的难度却提高了，因为计算机在很多方面可能比你做得更快更好，甚至古籍自动标点都在开发研制中。 在这个被傅道彬概括为“技术伪装学问”的时代，我们确立的是走精品路线，要做电脑短时期不能代替和覆盖的工作。因此，这套丛书提倡在文献整理上选择稿本，稿本的整理虽然难度大、成本高，但生命力相对长久，因为行草的简略原则会造成大量形似字的出现，往往某字的行草会有几种甚至十几种不同的辨识（还未加上作者的个性书写），即使将文献全部数字化，也需要大量的人工干预。总之，我们的整理要体现一种研究的深度、学养的学度和对文献理解的深度。第一辑中的《俞樾函札辑证》、《贺葆真日记》、《白雨斋诗话》，虽然有的并不纯粹是稿本整理，但背后都体现出整理者多年的治学功夫，不是电子化能够迅速取代的，我觉得将来竞争的关键环节在质量，不管是对学术还是市场，都将是如此。 北青报：我们知道古籍文献类的整理编撰工作需要极高的耐心和细心，您和您的同伴们在这套书的整理、编撰过程中有什么难忘的体会和故事？ 张剑：里面的确有不少故事。我略举一个：中山大学彭玉平整理的《白雨斋诗话》，本来上海古籍社的李保民想要，但我硬是抢了过来。彭玉平做得也很细心和艰苦，因为陈廷焯的眉批和夹批，有许多是引前人评语的，他必须逐条细核，因此字数虽少，付出巨大。我很感谢他以成名学者的身份加入这套丛书，当然，他对这套书的整体品质和装帧设计也颇为满意。 张晖之逝,让我有了孤掌难鸣的感觉 北青报：原定的编撰人之一张晖先生英年早逝，令人扼腕痛惜。张晖先生的突然离世对本套丛书的编撰工作有什么影响？像张晖先生对学术倾注的程度和达到的水准，是否体现了磨砺中成长的年轻学者的治学风貌？他生前曾经提出的一些治学设想和编纂体例是否可以实现？ 张剑：张晖之逝是永远的痛。他的逝去，虽然对本套丛书的编纂并没带来根本性的影响，要不然这套丛书不可能如期问世，但他的逝去，对我们将要启动的《近代文学评论》却影响巨大。因为文献与理论永远是学术腾飞的双翼，我们原打算在史料整理的基础上，推出以问题表达与理论思考为主的评论书系，以期理论与史料相辅相成，张晖是我们四个主编中文献与理论训练最系统的人，他无疑将成为这套书系的灵魂和核心人物，但是昊天不吊，令人痛惜。本辑史料丛刊出版后，有不少朋友劝我在此基础上提升一步，如彭玉平兄来信说：“从学术长远来看，一套与近现代史料相关的学术研究丛刊，也未尝不可以考虑一下，两丛刊正可相配而行。”杨早兄说：“做史料的人，不宜生出孩子，就放任旁人驱策。我以为可以一二辑为基础，组织一次不大而精的学术会议，论题限于所辑史料，务求旁征会通，将这些史料的意义在整个大的历史、社会、学术背景中凸显出来。将丛刊中新发见内容，与时代之关联，于学界之裨益，推向一个新的境地。这样，整理史料的意义才见得完全。”但是缺了张晖这样知识结构全面又有学术热情和理想的朋友，我有孤掌难鸣的感觉，以后只能是随缘了。 北青报：我们注意到参与整理此套稀见史料的学者以中青年居多，是否可以认为中青年学者已逐步成长为目前近现代文史研究的中坚力量？学界都注意到你们团队的成员很年轻精干，知难而上。通过文献整理，锤炼学术的看家本领，培植一个具备良好学风的学术团队，从现在的出版效果来看，是否已初步达到这个目的？ 张剑：中青年迟早也应该会成为学界的中坚力量，要不然，我们的学术就没有什么指望了。至于我们的团队是否会通过这次的锤炼提高文献整理水平，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如暨南大学的马莎，虽然是80后，但已在我们《文学遗产》发表过两篇论文，我也正是通过这两篇论文才觉得她可以胜任《邓华熙日记》稿本的整理。我提倡青年人趁着精力旺盛，多啃些硬骨头，不要怕犯错，要知难而上，我认为那将是他们一辈子难忘的经历和难得的财富。 古代文献整理，你得深入进去摸爬滚打 北青报：古人的日记、信札均以毛笔竖排书写，各人的笔体、习惯均不同，草书体居多，随意性大，在字体辨认上是否存在困难？你们这个团队在提高辨认的准确度上有什么值得分享的经验？年轻古籍整理者是否需要书法书体方面的学术训练？ 张剑：稿本的字体辨认当然具有难度，但这一点恰可体现出整理的深度和价值。中国古代文献整理，说到底是一门实践的学问，你得深入进去摸爬滚打，才能掌握其中的奥秘与规律，有时和你的学历还真挂不上钩，能够有一点书法书体方面的训练更好，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主要的。我们《文学遗产》的外校聘任的是中华书局的赵明先生，他没有上过大学，但经常在校样上改正我们博导的断句和用字错误，他的经验无非是“认真勤奋”四个字。认真就是每一处都不轻放过，所谓读不懂即点不断，放过一处就可能错误一处；勤奋就是要勤查好问，我们现在坐拥各种庞大的数据库，比前人科研条件好多了，再偷懒似乎说不过去。当然，说易行难，有时不吃点亏难以真切体会，我初入手做文献时就有速成轻慢之心，结果被高嵩松先生的文章痛快淋漓地“教训”了一番，从中受益匪浅，以后就小心多了，虽然错误依然会有，但要争取减少，起码后出的著述要能看出一点进步来。文/计彬 学者声音 彭国忠（《丛刊》主编之一，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在一次与现代史的亲密接触中，促使我加入到近现代稀见史料的发掘、整理队伍中。做近现代史料的整理，其实是诠释我们对近现代中国的认识和理解，是追逐我们心中一个朦胧的梦。 赵稀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台港室主任）： 张剑他们这套史料，是“稀见”史料。所谓“稀见”，乃是我们不常见的材料，它可能是对于构建正史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材料的颠覆，什么样的史料，就有什么样的历史观，这批史料的意义自然不同寻常。另外，这批史料侧重于个人日记等，是个人史，是生活史，这是当代史学的兴趣点。 王达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近代室主任）： 我从读者角度郑重表达自己对主编和整理者的感激。《莫友芝日记》对于我编纂张裕钊年谱、冯志沂年谱和研究曾国藩帮助很大。《贺葆真日记》我曾读过影印本，这是研究北方桐城派的宝库。 (原标题：因为年轻 所以胆大 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