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卫所归附人研究——以辽东和京畿地区卫所达官为中心》，奇文瑛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一版，42.00元 元明之际的中国如同沧海般潮起潮落，北方的游牧民族来了又去了，留下许多再也回不到故乡的旧人与往事，仿佛潮水消退后，满海滩苍白零乱的贝壳。 《明代卫所归附人研究——以辽东和京畿地区卫所达官为中心》是关于明代北方归附人的历史。他们是滞留中原的故元臣民，是归降明朝的前代将士，是草原内乱后南下避难的部落家族。这些远离故土的游牧后人，如同抽离了翅膀的雄鹰，从此告别流传着苍狼白鹿传说的故乡。在明朝的田园与边塞里，他们的姓名、言语和面庞多少有些与众不同，但随着如水岁月的冲刷，一代代生命中的棱角逐渐磨去，他们的身影模糊在汉地人群间，看不出太多异样的痕迹。 在那段岁月中，每个人的改变都是一段独特的旅程，而整个族群悄然转型的历史背后，更掩藏着无数悲欢离合的往事。回首归附人的故事，便从一卷卷泛黄的文书档案中开始。 《武职选簿》 中国的传统史籍中，通常不会记录普通人的故事。人们的生活只像沧海中的一滴水，千千万万颗水珠汇在一起，聚成时代的洪流奔涌，却看不清个体的身影和命运。 然而，有一些文字却是例外。残断的墓碑上铭刻着普通人的生命痕迹，世代相传的家谱中记载着平民家族蔓延生长的历史。还有书中屡屡提到的《武职选簿》，这是储藏在明朝兵部的全国军人家族档案，每页都记载着一个家族数百年间的历程。那时军人的职业是世袭制，一代从军之后，从此世代相传。每一个平凡的军官都可能拥有辉煌的家史，他们的先人也许曾在元明之际随太祖征战淮甸，横扫江南，北征大都与朔漠，又或许曾随郑和的船队远航西洋，在浩渺无际的蔚蓝海面上升起一片片巨帆。军官们的姓名、战功、升迁和最终的消逝都详细记录入案，使数百年后的人们仍能清晰感受到他们的艰辛与欢愉。这部档案如同一部历史的显微镜，放大了每一滴水的生命之光，将个体的人生旅程展现在镜头前。字里行间的烽火与荣光交错，书写出那个年代军人家族的群体生态，也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五百年前先民们绵延生息的历程。档案中记述的军人家族里，不仅有先世耕作的汉人，同样有蒙古、女真和其他西域各族军官。 档案书写着这些家族的历史，简单的姓名更迭，婚丧轶事，官职承继……简洁的文辞里，却不经意地透露出这些家族每一次悄然转变的瞬间。 误读前朝 书中阐述的归附人历史，主要与“故元官兵”和“达官”两种称谓有关。前者产生于元明易代之时，旧人归附新朝，由此引发的后续故事贯穿了整个明朝，也是明代民族关系史中最引人注目的篇章之一。正因为此，这段早期史事很容易被定位在纯粹的民族关系之内，但审视最初的语境，“故元官兵”这个称谓却与民族政策全然无关。 后人遥望历史，常会有意无意代入自身视角，用当下概念解读前人的处境。在今天看来，元朝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涉及元朝官兵的政策，应当也属民族关系范畴。然而，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却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在明朝的建立者看来，故元官兵并非另一族群，而是改朝换代后的前朝将士。 在江山易主的历史情境中，明朝开国者们的思路不难理解。元朝立国近百年，无论士民工商，各民族杂居已成生活常态。同样，故元官兵中也有许多汉人与色目人，他们的共同身份首先是元朝将士。这是他们归附明朝后，被贴上的第一张标签，它仅仅表明了朝代特征，而不是民族特征。 如果局势平稳，此时的归附人们原本可以顶着故元官兵的头衔，在历史长河中渐渐隐退。然而三十年后，燕王朱棣在北平起兵，昔日的前朝官兵此时已成为明朝的北方屏障，众多鞑靼将士随靖难大军南下，熟习弓马的传统使他们屡屡立功授爵，自此之后，明朝便有了“鞑官”称谓。 随后北方草原内乱频生，部族首领纷纷率众南下，获得明朝授官优养，他们同样被称作“鞑官”。天长日久，“鞑官”渐渐简化成“达官”，人们再也分不清元明易代时的前朝官军，或是草原南下的部族首领，只记得他们同样拥有“达官”的名字。 先来者与后到者 书中常出现两个词，“军籍达官”和“寄籍达官”。从某种意义上说，先来与后到是他们的主要区别。先来的人是军籍达官，他们在元明更迭之际归附明朝。当时天下局势尚未平定，一旦有前朝将士归降，便被匆匆编入军伍，从此与汉地军人一起作战升迁，戍边耕种，待遇一视同仁。多数人作为底层官军从头做起，并没有多少优惠可言。 而寄籍达官则是一群后到者。明朝立国三十年之后，他们在草原部落的内斗征伐中，匆忙避乱南下。为了稳固北方局势，这些首领和属民们受到了隆重的优待，封爵加赏，无须承担赋税，待遇与先来的归附者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同样是来自另一阵营，同样是投奔中原王朝，只因时光流过了三十年，两代归附人的遭遇便天差地远。昔日为敌今日为友，宏大的国家战略落到具体的个人命运，总让人生出无限感慨。 然而人世多变，沧海桑田的转换常比想象中来得更快。先来者们虽然没能受到格外优待，却恰逢靖难之役，朱家叔侄同室操戈，后来成为永乐皇帝的朱棣一路南下，攻城破阵，依赖的主要就是这些归附者和他们的后裔。夺位之争尘埃落定后，许多普通军士已然战功赫赫，此后的战场处处是他们的天下，许多人一路升迁，直至走上军阶最顶端，与汉人军官一样执掌兵权，名传朝野。 而在和平年代归附明朝的后到者，终究也无法维系世代荣光。与中原的许多官宦世家一样，归附人们也难免重复着王谢堂前燕的故事，家道中落的后人们走上了士农工商的不同道路，时光飞逝，边塞烽烟再起，许多达官后裔应募入伍，与先来者们开始了同样的军功升迁历程，又一起消失在下一次改朝换代中。明朝二百余年间，先来者和后到者们上演着此起彼伏的悲喜故事，与此同时，他们与汉地人群间的生活界限也在悄然淡化。 百年之后两厢情愿 生活在田园里的游牧人，仍然有着自己的民族群落。每个群落多不过百余人，却是一个小小的桃花源，除了按照朝廷的命令，不时随军出征之外，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嫁娶往来，安然自得其乐。 然而在明朝初年的律典里，却清楚地书写着，归附明朝的蒙古、色目人应当与汉人结成婚姻，不许与族人自相嫁娶。这是来自朝堂的命令，决策者希望归附人尽快融入汉地生活，与中原人化为一体。但可以想见，短短的诏令一旦落在个体的生命中，将会终结桃花源里多少青梅竹马的故事。 幸好在这律令下，还有一行小小的注脚:“务要两厢情愿。”再威严的天意，终究也要考虑是否可行，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条注脚一定让许多人如释重负。语言不通，风俗不同，来自两个民族、两种生活状态的联姻，又能有多少心甘情愿? 于是，最初几代归附人的通婚对象，依然多是他们的族内人。但岁月流逝，桃花源的壁垒渐渐倾颓，达官后人们走进学堂与集市，人间烟火消磨了原本的生活界限。百余年间，许多昔日的草原人耕读继世，四海从商，谈论的话题变成了军国商贸，交游的对象变成了名士文臣，显贵者联姻皇亲国戚，平凡者联姻街巷邻里，此时再无需朝廷的刻意倡导，百年之后，他们终于两厢情愿。 与此相似的，还有姓名的悄然变化。同样是百余年间，归附人的姓名里汉意渐浓，有朝廷赐下的汉姓，有本族姓连接汉语名，也有人同时使用新旧两种名字，一起清楚写入档案中。姓名风尚的变化如同水滴石穿，昭示着归附人生活主题的显著转变。上有天子诏令的倡导，下有自发的民间融合，社会认同使身份再无差异，从姓氏到容颜，他们与身边的汉人们越发相似。 泛黄的书页里，尘封着无数曾经鲜活的生命，每一次开启书页的阅读与钩沉，都会唤醒许多沉睡在历史深处的往事。书中的归附人生活在五、六个世纪之前，他们如同一滴滴明亮的色彩，落入中原的茫茫人海中，渐渐飘散、交融，终于和身畔的人们化成一色。几千年来，曾有许多这样姓氏不同、族群各异的人们，从天南海北来到中原，如百川汇成一色巨流，终于共同沉浮起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