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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时期是苏联历史的重要时期，也是始终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有大量研究新经济政策问题的成果问世，为我国所进行的改革作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但是，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改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新经济政策是长期的还是暂时的、新经济政策的具体措施、新经济政策的成就、党内对坚持还是废除新经济政策的各种态度及斗争、新经济政策如何被中断等问题上。而对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社会状况、社会情绪和社会意识、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状况及其与新生政权的关系关注不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黄立茀研究员主持完成的《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则为我们展示了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社会的方方面面，对更全面深入地认识苏联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及其终结很有意义。 该书新资料丰富，书中共计运用了500种以上（不包括几十种未列入的外文文献）历史文献，包括俄文与英文历史文献430多种，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一类是从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彼得堡分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等4家俄罗斯国家级档案馆及一些地方档案馆搜集的解密原始档案；第二类是公开出版的解密历史档案集，如当时党中央的会议记录、各种秘密指令、各种政治机关的的情报信息等；第三类是当时的政府决议、法律汇编、统计数据以及1920年代出版的党关于农民、工人、社会组织、领导干部待遇和思想问题、住房问题等的指令和决议、党务工作者手册。等；第四类是使用了20多种俄文学术期刊的近百篇论文；第五类是用了大量的俄文及英文学术专著。此外还使用了一些电子书。书中有很多资料是首次在国内使用。大量新材料、尤其是大量解密档案及新研究成果的使用，保证了该著作的科学性和生命力。 通观全书，可以看出该书是一部很前沿的研究著作，书中揭示出了很多以前不太为人所知的内容。比如，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社会组织的兴衰问题，就是个很新的内容，我国以前的研究中对该问题几乎没有涉及。该书作者用大量史料阐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组织的类型及作用、社会组织因新经济政策的收缩及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确立而由自愿型向苏共主导型的转变等。对社会组织类型变化的分析，对更深刻地理解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目的、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原因很有意义。从中也可以看出新经济政策的限度。再如，新经济政策是对农民的让步，一般被称为“农民的布列斯特”。但新经济政策实行后农民的情绪如何，国内以前的著作中很少涉及。从该书的研究来看，实际上新经济政策时期并没有真正解决政权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农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新经济政策时期，俄国农民的负担虽比共产主义时期有所减轻，但由于国家在土地、雇用劳动力使用、购买农机具方面的限制性规定、要求按最低的国家价格出售粮食、征收粮食税的强制方式等，使得农民与国家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新经济政策初期由于粮食税额减少近一半，完税后农产品可出售，农民情绪好转；但是1922秋由于工业品涨价，1923年农民损失了近一半收入，抵消了粮食减税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收益和喜悦，农民情绪又变坏；农民对工业品涨价以及生活困难的不满转化为工农对立的情绪。当时，农民的政治积极性表现为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苏维埃政权在苏维埃选举期间对待农民的政策（农民代表比例远低于工人），结果，广大地区农民以不参加1924年秋冬的苏维埃选举表达不满，使当年近40%的村和乡苏维埃的选举被宣布无效。1925年上半年，农民经济状况的恶化使得农村反苏维埃情绪持续增长，农民政治抗议的表现是，创办农会的思想广泛传播：1924年登记的创建农会的宣传鼓动事件只有139起，1926年其数量就激增为1562起，1927年头8个月则多达1565起。而且，据当局承认，提出这些要求的人一半以上属于中农和贫农。1927年末、1928年初的粮食收购危机也是农民对粮食收购价格过低的抵制。当时，不仅农民和政权之间的关系紧张，工人和政权的关系也因在工资、劳动定额、就业岗位等方面的问题处于紧张状态。书中还揭示了另一个以前不太为学者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在新经济政策期间苏联就出现了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而且职务犯罪从1926年开始迅速上升。1927年是1926年的2.8倍,1928年是1927年的3倍。 苏联曾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在苏联改革年代成了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共产党人的旗帜。很多人都相信新经济政策能解决一切问题，中断新经济政策是斯大林的罪行之一。我国以前的很多研究也都持类似的观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很多学者也一直在反思新经济政策。像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的谢缅尼科娃、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的舒宾、新经济政策的研究专家吉姆佩尔松等都开始强调新经济政策的暂时性和矛盾性，认为作为制度的新经济政策实际上不存在，新经济政策是环境造成的结果。《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社会》通过对当时苏联社会各个方面的分析，从社会的视角，以系统理论创新为逻辑出发点，对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原因提出了与以前观点不一样的新结论。该书作者不认同把新经济政策的终结归咎于斯大林的观点，认为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原因不是斯大林个人认识的问题，而是整个布尔什维克党当时仍未摆脱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水平，在传统理论的指导之下，便回归到了传统的道路。新经济政策是在经济领域一定程度允许资本主义发展，放松中央控制的同时，在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教育、社会领域却主动出击，加紧排除从旧俄国继承的资产阶级的残余与影响，强化中央的控制，创造最终消灭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社会基础。由于市场经济只是在经济领域的商业环节孤军前进，得不到其他领域的支持，遭遇了必然夭折的命运。该书作者认为，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原因不是斯大林个人认识的问题，而是整个布尔什维克党当时仍未摆脱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水平，在传统理论的指导之下，便回归了传统的道路。这种观点无疑进一步深化了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定会促使学者对新经济政策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 难能可贵的是，书中还附了新经济政策亲历者李立三的夫人李莎教授的访谈。这可以说是珍贵的口述史料。新经济政策时期李莎教授还只是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她提供了很多当年生活的场景。从中可以看出新经济政策时期普通人生活的变化。关于有争议的美国救济署的活动，李莎教授也谈到了，她指出：“他们是不是搞间谍活动，我没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但是从儿童的角度来说，他们的援助还是很大的关怀和帮助，因为这样就把孩子们从饥饿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美国救济署在苏联20年代的饥荒时还是提供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帮助。 总体来看，《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社会》是一部很有内容的历史著作。该书在探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社会时，以独特的视角既对当时取得的成绩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再现了这一时期各个领域取得的进步，同时运用解密的历史档案，对这一时期的问题、矛盾、冲突、负面现象也进行了研究，全面展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社会错综复杂的画面，为更全面地了解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新素材。 需要提到的是，201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史第三卷郑异凡教授所著《新经济政策的俄国》是有关新经济政策时期俄国历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它与黄立茀研究员的《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社会》所涉及的时间段是一样的，都是新经济政策时期。但两书的侧重点不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社会》侧重苏联社会状况、社会情绪、社会组织、社会意识、生活条件、生活方式等的变化上。《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侧重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党内关于新经济政策存废问题的争论、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状况、新经济政策的终结等问题上。实际上，20年代苏联社会的各种变化是与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有些是政策变化的直接结果。如果结合《新经济政策的俄国》来读《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社会》，一定会对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社会的各种变化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