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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毓棠（1910—1985），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才情横溢的诗人。他是后期新月社成就卓著的诗人之一，其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宝马》奠定了他在现代诗坛的重要地位。 由于孙毓棠将一生大部分的精力潜于史学研究，所以其诗歌创作生涯并不是很长。过去一些论及孙毓棠诗歌的文章，多认为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表新诗”。但从商务印书馆新近出版的《孙毓棠诗集》来看，孙的创作生涯应该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求学时期，他在1928年就已经在《南开双周》杂志上发表了《青春者的梦》《沉船》《我离不开你》等优秀诗篇。 当时的孙毓棠，正值青春年少，但他的诗歌既书写了“青春”的主题，又表现了他超越同龄人的成熟与深沉。在《青春者的梦》中，他“梦我颔下已白髯半尺，玫瑰的青春已随逝水茫茫。”诗人青春未逝，却已沉思青春逝去后的情境。在诗歌中，当两位老友相见，诗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想不到青春如此的嫩，我更料不到你的白发已零零，我真不信你，朋友，你会‘老’，我只记得你的青春的灿烂，灿烂的青春！”一个“嫩”字传神地点出了青春的特质，与“零零”的白发形成鲜明的对比。通过“梦”的形式，诗人表达了对青春的依恋与不舍，暗示青春的宝贵与岁月的无情。 诗人是爱做“梦”的，在“梦”中，他们的诗绪得到自由而充分地表达，孙毓棠也是如此。他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长诗《梦乡曲》即是明证。全诗犹如一部娓娓道来的神话剧，分为序曲、正曲、尾曲三章。诗人在进入梦乡后，逃离了尘世并在仙境偶遇“美之花后”，两人产生了浓浓的爱情。然而，当“我”欲将象征纯与爱的“美之花后”带入尘世时，仙后逃离了“我”的怀抱，梦醒了……诗人虽然是浪漫的，但也是现实的，他揭示了一个残酷却无法摆脱的事实：尘世中没有绝对纯美的爱情，没有烦恼、泪水、伤悲的爱情是不存在的。但诗人也在诗歌结尾点明“恋爱里容不下性灵，性灵中藏不住恋爱！”尽管尘世的人们无法得到至纯至美的爱，但那有烦恼、有泪水、有伤悲的爱也令人无法割舍。诗人写作此诗时只有21岁，却有如此深刻的体悟，足见其思想之深沉。诗歌构思巧妙、语言优美，想象丰富，将古典诗歌的内蕴与现代诗歌的表达相结合，足见诗人创作之功力。 1930年代，孙毓棠的创作趋于成熟，既有《老马》《河》等反映现实的诗作，又有《劫掠》《怨》等书写爱情的篇章。他还进行了新的尝试——写作长篇叙事诗。1937年，他创作的史诗《宝马》在中国现代诗歌中，可谓独树一帜。诗人将对历史的研究融于诗歌的创作中，选取李广利征大宛这一事件，书写了一部壮丽而感人的史诗。此诗的精妙之处在于，诗人虽然取材于历史，但并不囿于历史，诗歌的主旨并不是评价这场为夺取汗血宝马而起的战争的是与非，也不在于刻画李广利的英雄形象；诗人在《我怎样写〈宝马〉》一文中明确地阐述了该诗的创作原因与主旨： 写历史诗难处不在句词描写而在要能抓住当时的时代精神，关于这一点我自己毫无把握。在这首诗里我不奢望要织进去什么思想或意见，我只练习着来简单地叙述一个故事，烘染些当时人的精神。已往的中国对我是一个美丽的憧憬，愈接近古人言行的记录，愈使我认识我们祖先创业的艰难，功绩的伟大，气魄的雄浑，精神的焕发。俯览山川的隽秀，仰瞻几千年文华的绚烂，才自知生为中国人应该是一件多么光荣值得自慰的事。四千年来不知出头过多少英雄豪杰，产生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回想到这些，仿佛觉得中国人不应该弄到今天这样萎靡飘摇，失掉了自信。这或许是因为除了很少数以外，国人大半忘掉了自己的祖先，才弄到今日国中的精神界成了一片荒土。当然，今日的中国处处得改善，人人得忍苦向前进；但这整个的民族欲求精神上的慰安与自信，只有回顾一下几千年的已往，才能迈步向伟大的未来。这话说来似乎很幼稚，但这是我个人一点幼稚的信念，因此我才写《宝马》这首诗。（见《孙毓棠诗集》附卷二） 在风雨飘摇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正处在生死存亡之际，孙毓棠以历史学者的眼光来审视当时的中国，他在几千年的中国灿烂历史中寻求救国之道，他在汉唐盛世中得到了灵感与启发：正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一往无前的勇气与自信构筑了中国往日的辉煌，而这种精神也正是当时中国所迫切需要的。诗人以历史为依托，以丰富的想象和生动的描绘为诗歌创造了雄伟的气魄与耐人寻味的意境，不愧为一篇传世佳作。 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刻，捧读《孙毓棠诗集》，感受到的不仅有如潺潺溪流的绵长，还有如万马奔腾的壮阔；不仅有诗人浪漫的情思，还有史学家的深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