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秦史、早期国家与文明起源研究领域，长期以来被视为文献学与考古学的“结合部”。这一称谓意味着作为“结合部”的这一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学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多年来，在国内学界关于文明与国家起源、早期国家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上，由于学科背景的不同，文献学者与考古学者或自说自话或各执己见，相持不下。这就意味着要占领这个“结合部”并取得优异成就，必须要兼跨多个学科，且具有较强的理论素养。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以若干重要的考古发现为契机，在学术界形成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热潮。八九十年代，王震中即以其多篇论文和第一本专著《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贡献于学林，颇受好评。此后，他又陆续有众多成果问世，60万言的《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是其近期新著。此书列入《201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从聚落形态角度阐述文明形成过程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经历了对经典作家理论机械教条的理解和历史文献使用上的简单化倾向后，中国学术界开始探寻适应于中国历史特色的叙事话语系统，重新建构对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的认知框架。考古学的长足发展，也使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探索成为可能。作者在对西方 “酋邦”等理论进行扬弃解析的基础上，采用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的方法，先后提出的文明与国家起源路径的 “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国家形态演进的 “邦国—王国—帝国”说，以及夏、商、周三代“复合制国家结构”说，就是这一探索热潮中的研究范例。 随着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持续进行，学术界开始反思源自西方学界博物馆清单式地罗列“文明要素”的文明观，作者适时提出了 “由平等的农耕形态，发展为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邦国形态”的文明与国家起源路径。这种研究路径重在从聚落形态演变角度阐述文明形成的过程，具有更多的可取性和更广阔的研究空间。笔者认为，“城市是国家出现、文明时代到来的唯一标志”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即只有从聚落形态的角度，探寻都邑(城市)这一集中文明诸要素的物化表征 (如文字、铜玉礼器、大型礼仪建筑、大墓等)的特殊聚落的演变轨迹，才能把握住文明与国家形成的脉络。 提出“邦国—王国—帝国”说 有学者认为，中国考古学“特别重视考古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常以为‘理论’不过是一种成见，因而把理论硬套在考古材料上便不是严谨的治学方式”。关于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建设不足，直接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深度与质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秉琦提出 “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三部曲。其中“古国”的定义是“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朱乃诚认为“从学术上分析，这是一个内涵不明确、外延不清晰的概念”。至于苏秉琦提出的“古代中国发展到方国阶段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前。与古国是原始的国家相比，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不过，方国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诚如该书作者所言：“这样，我们就不知道所谓‘成熟’、‘发达’、‘高级’的标志是什么?这显然是矛盾的，也有点概念上的模糊和主观随意性。”鉴于此，他提出了“邦国—王国—帝国”说，“它包含了夏商周三代复合制国家结构和形态的问题，也包含着夏商周三代王朝国家中王国与邦国的关系问题，还包含了由部族国家走向民族的国家以及华夏民族形成过程中由‘自在民族’发展为‘自觉民族’等问题”。这是作者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理论与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如前所述，作者的理论创新与研究突破，建基于对中国文明与国家形成期文献与考古材料的系统整合，这构成其研究的一大亮点。但正因其研究对象系介于史前和历史时代的“原史”(proto-history)时期遗存，因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相关的整合研究结论也就具有一定的相对性，有待于利用各学科更多的材料以及更深入的研究加以验证完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