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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李锐:当代文学缺乏精神诉求 要重拾文化自信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南方日报 2014年04月15日 周豫 参加讨论

     
    作家李锐近照。
    
    李锐与妻子蒋韵重述《白蛇传》。
    4月是广州市的“书香羊城”阅读月,广州市第二届书香羊城阅读月也正式启幕。为了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今年“书香羊城”阅读月期间,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与广州市作协、广州地区高校合作,邀请了一批国内名家走进高校做客“广州讲坛”,其中就包括90后作家笛安父亲、著名作家李锐,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晓明,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图书馆馆长陈思和以及著名作家阿来等。4月10日,作家李锐来到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行政楼国际会议厅,给在场学生奉上了一场主题为“双向的煎熬——对百年白话的反思”讲座。
    李锐1950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四川自贡,曾担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李锐的家庭是一个“作家之家”,他和太太蒋韵可谓一对“作家伉俪”,两人都从事小说创作,女儿笛安则是目前国内最负盛名的80后青春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也是中国作家富豪榜上榜作家。李锐被人称为“小说家中的思想家”,在文坛和莫言、贾平凹、韩少功等作家交往颇多。讲座中,李锐向学生们分享了自己的文学追求。
    △谈创作 
    当代文学缺乏精神诉求 
    “我希望用自己的文学作品把自己的内心困境、考虑、痛苦能表达出来,这也是我后半生对文学的自觉追求。每次我向其他人叙述这个主题,也在对自己进行再一次的反省。”李锐说。
    小说家毕竟不是理论家,他们思考世界的方式常常是感性的、体悟性的,李锐指出,中国当代作家可以写丰富的故事、新鲜的形式、在很短时间内追上世界新潮,但在这些之后,在不少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里,精神诉求依然很缺乏。李锐以赵本山在小品中提到的一句“现在人们最大的痛苦,就是人没死,钱没了”为例,他指出,这句话在中国白话文史上有典故,1922年鲁迅先生曾经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做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其中著名的一句——“人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梦醒了,不知道路怎样走。”这句话曾经被人反复引用。时间过去90多年,已经不会有人再考虑这个问题了,这样的痛苦成为了“被嘲笑、被讽刺、被抛弃的对象”,剩下的是种种“不差钱”的幽默和笑话。而这也给中国当代文学包括任何一个有知识、有思想的人带来了巨大考验——我们将来怎么办、要做什么?
    △谈文学 
    要重拾文化自觉自信 
    中国当代文学的出路在哪?李锐认为文化自觉、自信才是最重要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缺乏深邃的、思接千载的思考和对话,缺乏像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那样深远的精神维度。”几年来,李锐和太太蒋韵曾合写了重述神话《白蛇传》的《人间》,“我们就是为了让不同语种、不同文化的作家重述自己国家的神话,而不再是戏说,不再是善恶的抉择。”
    李锐回忆说,20多年前他曾受邀到美国,与著名导演陈凯歌等人出席一个会议。会上,一位白人教授批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的艺术家尤其是画家最愿意做的就是如何讨好外国人。”听后李锐如鲠在喉,对白人教授说,“我在美国待了40多天,电视里天天都是肥皂剧,其实全世界的垃圾味道都是相同的。”在李锐看来,不仅是中国的艺术家有局限性,全世界艺术家都有,他当时在会上介绍说,“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出现了非常多的好作品,比如莫言的《红高粱》”,当时莫言并没有得奖。
    按照李锐的说法,莫言得奖后,不喜欢“锦上添花”的他只是静静把自己20多年前的话贴在了自己的博客上,以表示祝贺。“我们要做的就是用方块字深刻的表达自己。作家,做得到就写,做不到就歇着,干别的比干这个容易得多,这是我的追求,也是对于世界文学和他人、自己的反省和理解。”他提到现在中国正在力推的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要给每一个人都有发挥自己创造性的机会,“一定要有自己的自信心”。
    ■对话 
    何不把流行歌曲和吟唱 
    都纳入中国当代文学史? 
    南方日报:您的作品《人间》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反复出现多次,有什么深刻含义吗?
    李锐:文章的语言必定和具体场景相连,这是人间白蛇的感慨,也是对于真情的眷恋和无限的伤感,而不是简单的重复说一个爱情故事。在重述《白蛇传》的故事中,许仙是一个叛徒,他先背叛了白蛇又背叛了法海,但他也是人间的凡夫俗子,是微弱的小人物,在求生存中来回摆动,但善根未泯,使得白蛇最终选择他这样一个窝囊的、没有英雄气的男人,为此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被镇在塔下。从这点上看,它的感慨有点像陈子昂的那句诗,是无限的。
    南方日报:现场有学生说,现在的国产片等影视作品非常缺乏精神追求,您怎么看?
    李锐:前段时间,电影电视剧疯一样的都是抗日剧,片中子弹会拐弯、人刀枪不入,为什么这样的影片会通过?相反,不少好本子却不能拍,其实人的本性都是趋利的、保险的,劣币驱逐良币才会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下,最没有品质的不断被复制出来,当这种感官的娱乐、肢体的娱乐成为最后目的的时候,人的自我就取消了。对于这种状况,我们过于忧虑不必,但不忧虑也不行。
    南方日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汉语写作主体性的建立,包括在写作实践中引入民间语言资源目前是否已经僵化?很多作家也用方言写作,这场尝试如何继续?
    李锐:像韩少功、贾平凹等人我不能代替他们发言。但关于每个人对各自地域方言的运用,在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作家语言过关的没有几个,只有少数的三个半人。鲁迅是个特例,不算。在语言上,老舍是个大师,沈从文,张爱玲也算,另外有个李劼人不要忘了,他的《死水微澜》就是用四川方言来描述的。现在很多作家都是翻译腔,但鲁迅等一代人有非常深厚的古文素养,他们有一种“杂交”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有地域背景的作家反而成为了大作家,其他很多作品不忍再读。但换个角度看,一座高山一定要有巨大的山底作陪衬。
    南方日报:文学杂志《天南》今年2月份停刊了,现在的环境下,纯粹的文学杂志生存困难在哪?
    李锐:现在全世界的文学杂志都生存艰难,他们要么依附于大学文学机构、要么凭借艺术基金会,只有中国的《收获》发行过了10万份,这让国外都目瞪口呆,毕竟中国的绝对人口太大。但我想说的是,文学会以各种形式存在。现在,文学在商业市场里被边缘化了是最大问题,中国市场经济发展30年,欧洲美国等等照样也有出版社存在,文学总会找到自己成长的缝隙。
    南方日报:能否给当下文学青年一些建议?
    李锐:年轻人如何朝气蓬勃地生活?举个例子,中央台的《中国好歌曲》,上场都是年轻人,我看得非常感动,那么好的旋律和歌曲,他们唱歌一张嘴能够打动已经白发苍苍的我。因为看到现在的年轻人能把古今中外瞬间贯通,把自己的资源变成自己的歌曲,我印象中有个老家在承德后来去西安音乐学院学习的选手,他口袋的钥匙链的响声最后都成了音乐,霍尊的《卷珠帘》更是中国千年传统的一个音符,把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贡献——生命悲情表现了出来。审美是抽象的,中国最伟大的诗歌在一行字一瞬间与人共度岁月千年,这样的东西越多,民族文化才越活跃,我很惊讶为什么不把中国流行歌曲和吟唱都纳入中国当代文学史?毕竟好诗都是可以唱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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