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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生活怎样变化，市场有多繁荣，我们都不能让这一传播性广、接受度高的电影文化失掉灵魂。让文化良心不交易、不买卖，剧作家责无旁贷，这也是我写作遵从的原则，或许这就是我的风格。 记录那些没有历史却写就了历史的小人物 ——访编剧程晓玲  程晓琳40岁开始电影编剧创作，短短的7年时间里，和肖风导演合拍了“农村三部曲”(《喊过岭的故事》《清水的故事》《海的故事》)和“抗战三部曲”(《大劫难》《岁岁清明》《兰亭》)共6部电影作品，并先后两次凭《清水的故事》和《岁岁清明》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程晓玲称她的写作是业余爱好，都是在工作之余，半夜或者清晨，写作的动机也出奇的简单，只是为了让老年的生活不那么寂寞，更充实，所以她的写作很自由，不被各种框架所束缚，也不被各种利益所绑架，只写自己想写的，也因此，她毫不做作的叙事风格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3月公映的《兰亭》倾注了程晓玲很大的热情与诚意，看过这部电影的专家认为，电影《兰亭》构筑了个性精神，不是写个人小小的悲欢，而是将个性精神和时代氛围巧妙结合，发自人心地表现宏伟历史。看过《兰亭》的观众们也给予该片很高的评价，认为影片中的人物不是神仙和圣贤，说的是人话，做的是可信的事。然而，这在惟票房独尊、各方争夺收益的大环境下，《兰亭》作为一部充满艺术气息的主旋律电影，观影的热评与市场的冷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问及会不会影响她接下来的创作、因而适当的考虑商业因素时，程晓玲迟疑了一下，说有些东西，放下很容易，再想找回来很难，电影不是纯粹的商品，它肩负着传播主流价值的使命，如果让票房绑架了艺术，得到了眼前的金钱，可能损失的就是观众对历史的正确认知，对战争、对人性深刻的反思。“我们虽不能赢得高票房甚至亏本，但是，能让多一个观众看到真实的历史的沉重，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我觉得所做的一切就值得，也会继续坚持。” 记 者：有评论认为，电影《白日焰火》的成功是因为创作者恰当地处理了商业表达和个人风格之间的矛盾。从您的创作来看，也是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创作风格，听说，在电影《兰亭》的创作期间，您曾拒绝了所有有损作品呈现的商业因素，在今后的创作中，您是否会在坚持自己独立气质的同时考虑适当的商业表达？ 程晓玲：我从来不会为了什么因素而去写什么东西，也不会考虑是不是市场的需要，我只想我看到了什么，我要表达什么。我会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不会向任何时髦的东西低头。其实，想想也是，单以票房来论我的电影是失败的，因为部部亏损。但就个人而言我的生活是充实的，因为我表达了我的思考，知道了作家应该怎样自觉地做到尊重历史、担当现在、着眼未来。我还在努力着，希望下一部电影做得更好一点。其实，有时候我也会在利益面前犹豫，不就是拍个电影吗，何苦那么较真。可一到动笔了，就会不自觉地又较真了。生猛点的、香艳点的、看个乐呵的我真做不了，我也不接受“电影就是色情和暴力”这样的说法，因为我不能把看到的事实扭曲着写，也不会把我的所思所想藏起来去说一些拧巴的话。我希望我真诚，我希望能真诚地书写这个时代。 记 者：从“乡村三部曲”到“抗战三部曲”，您作品中关注的都是历史中的小人物，为什么对这样的人物如此青睐？ 程晓玲：我想记录那些没有历史的人，是因为没有人记录他们的历史，我希望记录这些不知名的人。小人物才是生活的实情实景，万一几十年后人们能在我的电影里看到我们今天的生活现状是这个样子的，那不是件很好的事吗？所以，我愿意用这样一种平和的心态去感悟生活、去关注生活、去书写生活。我觉得我们的创作应该走向平实、走向具体，关注个体和个性的尊严，关注生命自身及其生存的条件。生命没有目的，它不为什么，它不为别人而存在，除此之外，花里胡哨的东西、玄之又玄的东西，都是多余的，至少是不诚实的。 记 者：从《大劫难》到《岁岁清明》再到《兰亭》，从比较直接的表现战争的血腥，到婉约地表现战争中人的抗争，再到通过战争中的爱情故事来反思战争，从上述作品中可以看到您对战争的认识以及面对战争的观念有不断深入地挖掘和突破，在当下一些抗日题材创作出现很多问题的时候，您是如何逐步找到自己的创作方向的？有什么值得分享的经验？ 程晓玲：有人说我的“抗战三部曲”中塑造了“另类英雄”，其实，我不愿把他们说成英雄，他们就是最普通的人，普通百姓的抗日一定是朴实的，我不想把这种对抗再拔高甚至神化，也不希望这种对抗变得“另类”。我只是说了在那个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写了人该说的话，人该做的事。如果战争发生了，我们不能依赖会有现成的英雄出现，认为只有英雄才会去抗争。只有当每一个人都站出来，才能筑起真正的攻不破的钢铁长城。 在我看来，创作者应该把自己真正地放到生活中去，只有这样才能看清生活的本质，准确地描述生活、评判生活。特别是当下商人文化、名人文化大有如火如荼之趋势时，更需要创作者能够坚守文化思考，不盲从于市场、不俗媚于名人、不忐忑于权力、不小觑于百姓、不纠结于良心，才能客观而理性地书写生活，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推崇不择手段的名人文化和利益至上的商人文化。 记 者：有人认为，时下中国电影缺少的不是技术，而是好的故事、好的创意，您心中的“好故事”是如何定义的？很多人评价您的电影充满了人文关怀。 程晓玲：我心中的好故事一定是来源于生活的。生活里不可能只有一种滋味，它很多元，所以无论是幸福的、快乐的、伤痛的，即使是满目疮痍，只要它是我们真实的生活，我就会充满热情、真诚地如实去写。虽然有时候得不到更多人的关注，也引不起多数人的共鸣，但是我还会不厌其烦地去做这样的电影，对我来说，这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坚持来源于生活、还原于生活的创作理念。我们不应该对生命绝望，不应该厌倦喧嚣的生活，也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借口，回避当下的生活。正因为我去了农村，才知道那么多农民的活法，才能把他们的生活常态记录、整理下来，拍成电影故事。比如，留守儿童问题，其实不单单农村有，在城市中也比比皆是。农村放养、城市圈养，在大人们拼命给孩子们挣更多更好物质生活的同时，他们是不是忽略了孩子的精神养育？在《清水的故事》中，主人公小三的妈妈出走了，姑姑数落他：“就不能看着你妈点儿，你不是家里的人哪？”小三反问说：“我怎么知道我会是你们家里的人哪？”如果我们肯换个角度思考，生活的理儿就出来了：是你要生孩子，是你要传宗接代，是你想要孩子过你定的“好”日子，可我们也许真不知道孩子们到底需要什么。再比如，在农村生活里，最苦的恐怕就是残疾人了，他们更像是群体中的异类，少有人顾及他们的个体感受，他们被莫名地嘲弄；他们少有选择学习、婚姻和尊严的自由，如果我们能给生命以尊重，给善良以鼓励，哪怕它有残缺，哪怕它真的是异类，也不会再有《海的故事》里小鸥的纠结了。而《喊过岭的故事》关注的就是改革开放30年，在农村生活和农民的思想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让农民在拥有自由的同时，学会享受自由的主题。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生活，不需要多高明的编排，只需要有关注他们的一颗真诚的心。 记 者：关于剧本的写作，黑泽明导演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剧本某种意义上，不是拿手写出来的，而是拿脚写出来的，就是说为了写剧本，编剧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据说您在写作之前也都会深入到作品发生地，有时还会每个季节都去一次？ 程晓玲：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行者”，剧本都是在行万里路的自然感悟和钩沉挖掘中脱胎而成的，无论南疆北国、江南塞上，有感动就有灵感。在创作《兰亭》的时候，我会在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都去绍兴一次，因为，随着我在创作中关注的角度越发广泛，最凸显的难题就是你无法融入你要写的那个地域。前几部是写东北的还好，我在东北生活过，写起来比较得心应手。《岁岁清明》是写杭州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比如，用普通话写出来的台词，用杭州话一说就很可笑，甚至意思都是反着的。为了能准确地表现好这一方水土的人和事，我尝试学习杭州方言，起码要让自己能听得懂这个地域的语言……努力是有成效的，《岁岁清明》以其特有的婉约格调和语言风韵，演绎了杭州城的茶道、人道、天道。在《兰亭》的创作中，我依旧从语言入手，只有听懂绍兴话我才能走近绍兴，才能了解绍兴人有多刚烈，才能读懂鲁迅笔下疯狂的“人血馒头”，才知道了鲁迅作品的深刻，才体悟到过去自己只读到了鲁迅作品的一些皮毛。也正因如此，我才敢于让电影《兰亭》中的人物说着各自的方言，彼此融入，这样才更贴近历史的真实，人物更鲜活，故事更震撼。现在看起来这样的探索是对的。 记 者：之前，您多次提到自己的创作是“笨拙”的，是怎样“笨拙”，又为何坚持这种“笨拙”？ 程晓玲：我很笨，是典型的“行万里路”多过“读万卷书”的人。比较愿意写那些我曾经听到过的故事，其实我写过的6个剧本都是有故事原型的。有一次在《喊过岭的故事》的拍片现场，片中骂人的台词就真真切切地发生在现场的一个妇女身上。我不是一个善于编故事的人，我只是善于把这些故事串起来而已，这是我比较看重的。因为“笨拙”，所以从不凭空想象，总是在理解生活的基础上去构思作品；因为“笨拙”，所以永远坚守还原生活本真的创作理念，说老百姓的语言，做老百姓理解的事。 记 者：一种电影风格的形成离不开编剧、导演艺术理想和精神追求上的默契，离不开他们艺术上的敬畏之心和创作上的虔诚之态。您在创作上有没有去自觉追求一种风格？ 程晓玲：我坚信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作品，历史容不得我们戏说和编造，因为它真真切切地摆在那里。我们必须尊重它、面对它、担当它。无论生活怎样变化，市场有多繁荣，我们都不能让这一传播性广、接受度高的电影文化失掉灵魂。让文化良心不交易、不买卖，剧作家责无旁贷，这也是我写作遵从的原则，或许这就是我的风格。 记 者：有一次采访中说道，您曾研究怎样用“西方式”的笔触来写中国故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程晓玲：因为我想让我的作品走出去，让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走出去，这可能会成为空想，因为这其中还有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还需要有一些机遇。但我听肖风导演说，他的一些国外的朋友很接受并喜欢我们的表达，觉得我们的作品是真正意义上人类的主旋律，说的是人，不是神，这个我们就可以接受。 记 者：您觉得《兰亭》是一部能走出去的电影吗？ 程晓玲：只能说我希望能走出去。《兰亭》的监制、台湾导演侯孝贤看完后说，世界上的经典电影很多都是以反法西斯为题材，而中国作为二战主战场，这类创作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宝藏，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力作进入国际视野。而《兰亭》以人类共通的情感关注，深入揭示战争的残酷、人性的本质、民族性的觉醒，具有现实意义和世界意义，他认为这是一部可以走出去的电影，可以填补内地抗日题材电影在世界电影人心目中的空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