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天下有两种人，斯有两种诗”，一种是风情神韵擅长的“唐音”，一种则是筋骨思理见胜的“宋调”。宋诗说起来似是占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半壁江山，“唐宋诗之争”更是持续了上千年。但在大众心目中，宋诗要么被唐诗掩盖了光芒，要么被宋词夺去了阵地，别说半壁江山，连应有的地位也还差距遥远。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但有一条不容忽视，就是宋诗在“经典化”的路上，还走得不够远：宋诗中的佳作，还有不少淹没在二十余万首的巨大数字之中；即使已经发现的精品，也还阐扬得不够、解读得不深、流传得不广。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我读到《陶文鹏说宋诗》时，不免生出相见恨晚之感。因为我相信这本书所展示的宋诗独造之境、巧构之思，一定有助于宋诗走出“唐诗宋词”的阴影，走向更广阔的读者世界，从而赢得更多的爱好者。
    
    这本书不是传统意义的宋诗选本，不过“选”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评价角度。全书所选二十八位诗人的三十八首作品，以苏轼最多，共九首，其次是陆游四首，梅尧臣、王安石、黄庭坚、陈与义各两首。这六位诗人里苏轼是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自不必多言；其他几位如王安石乃宋调中极有唐音色泽的大家，陆游为南宋诗坛巨擘，其他三位则涵括了“宋诗开山祖师”（梅尧臣），江西诗派“一祖三宗”的两宗（黄庭坚、陈与义），再加上入选一首的王禹偁、欧阳修、苏舜钦、陈师道、杨万里、朱熹、文天祥等人，可谓已经勾勒出宋诗发展的轮廓，大体展现出宋诗的深广度与独创性。
    除了“选”，此书更重要的当然是“说”。说诗很不易，如果有此类经验，更能明白其中甘苦。我们许多时候读诗也会偶得其妙，但总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无话可说。相传，著名学者俞平伯先生开课讲词，吟诵一遍，大赞一声“好词！好词！”便继续往下读去。这当然不是老先生不懂诗词之妙，而是不知如何去解说，好似混沌一片，无从着手。然陶文鹏先生说诗，却大有门道，示人轨则，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四点：
    一是善连类，溯诗艺之源流。古今中外的诗歌可谓浩如烟海，每句诗都可能找到它的“孪生兄弟”或“近亲姐妹”，由此探源溯流，最得艺术奥义。钱锺书先生极善此法，曾在《谈艺录》中施展得臻于化境。陶公说诗，亦善连类，或用字相似，或构思相近，或单句修辞，或整篇结构，都能前后印证，相互触通。如言王安石“柳叶鸣蜩绿暗”的“绿暗”之语来自司空图“绿树连村暗”之句，这是探源；又论曾公亮“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影响周紫芝“倚杖独看飞鸟去，开窗忽拥大江来”，这则是溯流。更精彩的是，他不仅揭示古典诗词之间的影响关系，还广泛联系现代新诗乃至国外作品，解析诗艺趣旨。如谈孔武仲“卧听银潢泻月声”用通感之法，举出何其芳“你听见，金色的星殒在林间吗”之句，可见新旧诗歌修辞的一脉之理；说苏轼“飞鸿雪泥”之喻，又及德国诗人保罗•策兰《雪的款待》之作，以阐释诗歌自然意象与人生隐喻的关系。这种说诗作派，好似收拢了一张巨大的诗歌之网，打捞起散落各处的五色斑斓的诗句，将它们并置一处，彼此辉映，颇能烛照诗心，引人遐思。
    二是善吸收，集诸家之妙解。优秀的诗歌作品总能常读常新，一首诗的鉴赏史，不只是读者的接受史，更是诗歌内涵的挖掘史。赏诗而能吸取前人的解读成果，便能获得更多维的观察视角，丰富对作品艺术的认识。陶先生在大量征引古人诗话笔记材料的同时，又特别注意采纳现当代的鉴赏成果。书中除了引述大家熟知的陈衍《宋诗精华录》、钱锺书《宋诗选注》、金性尧《宋诗三百首》、程千帆《宋诗精选》等宋诗品评专著外，还广泛吸收了缪钺、林庚、吴小如、赵齐平、叶维廉、陈永正、孙绍振、葛晓音、骆玉明、周裕锴、张鸣等学者散见各处的赏诗成果，乃至艾青、臧克家、王家新等新诗诗人的谈艺心得，真可谓积学储宝、研阅穷照。一册在手，便可得窥诗歌鉴赏的千般门户，见识众多大家名家的犀利眼光，体味由古至今的各类解诗思路。
    三是善辨析，较前说之优劣。尽管书中大量吸收了前人赏诗成果，但陶先生说诗并非买菜求益、随意搜罗，而是攫取精华，为我所用，辨析优劣，以见匠心。如论苏轼名作《新城道中》“絮帽”、“铜钲”之喻，古代诗评家方回、陆次云、汪师韩、纪昀、洪亮吉都持否定意见，陶公从取譬语境、雅俗转换、谐趣奇趣、修辞通感等角度肯定了苏诗的创造性，特别借用流沙河之语，指出“铜钲”具有“无理有情的幻听之美”，解说通透，切中肯綮。这是对古人意见的深度辨析。对今人意见，亦有精彩论辩。如关于王安石名句“春风自绿江南岸”的“绿”字，就解读得曲折动人。本来大家几乎一致赞同王安石此字锤炼之精，陶先生则引出了臧克家对“绿”字的否定意见，认为此字“太显露，限制了春意丰富的内涵，扼杀了读者广阔美丽的想象”，这就提供了人们再度思索的可能，在沉寂的旧说面前，又一次激活了读者的赏析灵感。肯定臧氏意见的同时，陶公进一步认为王安石的“绿”字较之前人有更丰富的意涵，是“一只灵光四射的‘诗眼’”。这种赏诗态度既展现了原作丰富的阐释空间，又表达出鉴赏者真切的审美体验，再辅之以优美清通的文笔，不啻为艺术的再创造。
    四是善玩味，析字词之精微。诗篇之妙，常常就在一字一词之中。介绍作者、说明背景、疏通文意固然是诗词鉴赏的重要内容，但如果仅仅停留在此层面，显然未能抓住诗歌艺术的关键，说诗总会显得隔膜，不能呈现古典诗歌之所以动人的奥秘，而只有深入文本，把握下字造语的独特意蕴，才可能体察文字背后的韵味，揭示作者的隐幽心曲，从而看清诗歌之美的内在肌理。这一点，本书可谓说诗典范。罗大经《鹤林玉露》说“作诗要健字撑住，要活字斡旋”，赏诗亦然。抓住诗作的“健字”、“活字”，便能从一字一词的“诗眼”中挖掘出诗人的“诗心”。如解苏轼《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云：“诗人有意运用‘苍苍’‘茫茫’‘峨峨’等叠字词，‘抑扬’‘低昂’‘漫狂’等连绵词，还有‘崖崩路绝’‘沙平风软’句中对仗，又重复‘大孤小孤’‘孤山’‘小姑’等词，形成了流丽圆转、回环往复、舒缓起伏、悠扬和谐的声韵节奏。这恰好与客舟摇漾、山船俯仰的情景相适应，使诗歌的境界美与音乐美契合。”从字词特性，衍绎至全篇审美意蕴，空灵而透辟，真是浃髓沦肌之论。又如陈师道“只今容有未开花”之句，宋代任渊将“容有”一词释为“岂容复有”，即不再有未开之花，而陶公认为此“容有”当作“或有，也许还有”解，笔者深以为然。仔细揣摩全篇作者情感，正是陶先生所言：“上句交代自己屡次失约，深表歉意；下句用委婉、商量、推测的语气表达应约一道春游之意，显得亲切，体现出两人的真挚友谊。”从字词出发，而又回到全篇语境，做到“阐释的循环”，玩味字词在篇章中的特殊意义和美学意涵，这正是读诗的乐趣所在。
    以上所谈，既是该书的说诗路数，也是我们欣赏诗词的不二法门。 读此书，总让我想起钱锺书先生，这不仅仅因为全书引用钱先生观点较多，更在于陶先生这种鞭辟入里、深味诗心的解诗之法，充分揭示出宋诗创辟好奇、生新活泼的艺术特性，带领读者走进了最动人的文学审美世界，颇合于钱先生“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的治学旨趣。钱志熙教授在书序中开篇即言陶公说诗“分明传出一种奇响来”，我深以为然，所谓“高文戞玉鸣琳琅”，莫此亲切。说诗，说宋诗，能有此“奇响”，宁不若闻空谷跫音乎？
    本文作者：侯体健（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