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學作品的整理和研究,開始於本世紀初葉敦煌文獻剛剛爲世人所知之時〔1〕。
    
    1909年8月,也就是伯希和劫獲敦煌文書的第二年,他再次來到北京,並向羅振玉、蔣斧、王仁俊等京師學人展示了隨身攜帶的少量敦煌寫本,由此中國學術界始驚異地知道敦煌藏經洞文物寶藏的發現〔2〕。在看到這些珍本秘籍的第二天,羅振玉撰寫了《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3〕,文中開列了他親眼所見和部分未見文書的目録,其中集部寫本有《文選李善注》《故陳子昂集》《秦人吟》(《秦婦吟》之誤)、《敦煌十詠一卷》(《敦煌廿詠》之誤)等。這是中國學者對敦煌詩歌作品的最早著録。接着,在《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基礎上,羅振玉又修訂重寫了較前者“叙述較詳且確,並有考證語”的《莫高窟石室秘録》〔4〕,此文除保留了前者已有的著録外,還以《五臺題詠》爲題,對金臺釋子玄本的《五臺山聖境讚》詩十二首作了校録,並指出其中二詩與宋張商英《續清涼傳》之間的關係〔5〕。這是中國學者對敦煌詩歌作品的最早校録和考證。1913年,羅振玉將伯希和三年之中次第郵致的十八種敦煌寫本影件編爲《鳴沙石室佚書》影印出版〔6〕,其中最後一種即法藏P.2567卷唐詩寫本,羅氏將其定名爲“敦煌本唐人選唐詩”,並在提要中對詩歌作者及篇數、寫本與今本的異同等作了考證。後來,這個寫本的影印本、録文本,被一併收入《唐人選唐詩(十種)》〔7〕,成爲人們最爲熟知的敦煌詩集寫本。但遺憾的是,敦煌文書的大部分,在發現之初即遭劫奪,流散海外,“石室甫開,縹緗已散”(羅振玉《鳴沙石室佚書》序),直接導致了敦煌詩歌整理和研究偶然性和零散性的局限。
    在早期的傳鈔、刊刻過程中,由於正統學術觀念的影響,較多引起中國學者注意的是其中的四部文獻。五四運動之後的文學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白話文學運動,逐漸改變着傳統的文學觀念,再加上所見敦煌寫本的增多,敦煌遺書中傳世文獻罕有的如變文、曲子詞、俚曲小調等俗文學作品被逐步認識並受到關注。1920年,王國維發表了題爲《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説》的著名論文〔8〕,所論涉及韋莊《秦婦吟》《季布歌》《孝子董永傳》《唐太宗入冥記》《太公家教》《雲謡集雜曲子》等俗文學作品〔9〕。在這之後,比較集中地輯録敦煌文學作品的是羅振玉《敦煌零拾》和劉復《敦煌掇瑣》。《敦煌零拾》輯印於1924年,收録韋莊《秦婦吟》《雲謡集雜曲子三十首》(缺法藏本)、《季布歌》(首尾並殘)、《佛曲三種》(殘)、《俚曲三種》《小曲三種》及《搜神記一卷》,羅振玉、王國維爲所收各篇撰寫了跋文。《敦煌掇瑣》是劉復留法四年從法藏敦煌遺書中直接輯録的文獻資料集,共收録文書一○四件,1925年出版。《掇瑣》按照寫本性質分爲三輯十七類,“關於民間文學的歸入上輯;關於社會事情的歸入中輯;關於語言文字的歸入下輯”〔10〕。其中上輯包括小説類、雜文類、小唱類、詩類、經典演繹類,共收録約四十餘件敦煌俗文學寫本,法藏敦煌遺書中各個類别的重要俗文學作品都已涉及。
    對“敦煌俗文學”概念的確立起了關鍵作用的學者是胡適和鄭振鐸。1926年,胡適赴歐洲出席“中英庚款全體委員會”,在倫敦、巴黎查閲了一百五十個敦煌寫卷。在寫於1927年1月大西洋歸船上的《海外讀書雜記》中,胡適單列《敦煌卷子的内容》一章,將敦煌寫本的内容分爲七大類,七類中有關文學的一類直接定名爲“俗文學(平民文學)”。並説:“我們向來不知道中古時代的民間文學。在敦煌的書洞裏,有許多唐、五代、北宋的俗文學作品。從那些僧寺的‘五更轉’、‘十二時’,我們可以知道‘填詞’的來源。從那些‘季布’、‘秋胡’的故事,我們可以知道小説的來源。從那些‘《維摩詰》唱文’我們可以知道彈詞的來源。”〔11〕1928年,胡適將此前七、八年中陸續修訂完成的《國語文學史》講義,改寫爲《白話文學史》上卷出版,他重寫《白話文學史》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敦煌石室的唐五代寫本的俗文學,經羅振玉先生、王國維先生、伯希和先生、羽田亨博士、董康先生的整理,已有許多篇可以供我們的采用了”,而他本人“在巴黎、倫敦也收了一點俗文學的史料”〔12〕。
    1929年,鄭振鐸發表《敦煌的俗文學》一文,首倡“敦煌俗文學”的稱號,對敦煌俗文學的價值做出了充分的評估,並對敦煌俗文學進行了全面的分類研討。以下的這段話,我們今天讀它仍能感覺到作者抑制不住的興奮。鄭振鐸説:
    就宗教而論,就歷史而論,就考古學而論,就古書的校勘而論,這個古代寫本的寶庫各有他的重要的貢獻,而就文學而論,則其價值似乎更大。第一,他使我們知道許多已佚的傑作,如韋莊的《秦婦吟》、王梵志的詩集之類;第二,他將中古文學的一個絶大的秘密對我們公開了。他告訴我們以小説、彈詞、寶卷以及好些民間小曲的來源。他使我們知道中國近代的許多未爲人所注意的傑作,其産生的情形與來歷究竟是怎樣的。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絶大的消息,可以因這個發現而推翻了古來無數的傳統見解。〔13〕
    此後“敦煌俗文學”這一概念開始廣泛流行,敦煌俗文學作品的整理和研究獲得了應有的重視。但隨之而來的負面影響,是使人們忽視了敦煌文書中大量非俗文學作品的存在,忽視了敦煌文書中大量非俗文學作品的整理和研究。所以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敦煌文學研究相對集中在以變文爲主的講唱作品和曲子詞等體裁範圍内。詩歌的整理、研究,除最早受人注重的韋莊《秦婦吟》外,主要集中在王梵志詩。敦煌詩歌整理和研究本身存在着明顯的失衡現象〔14〕。
    最早明確提出彙輯敦煌唐詩寫卷設想的是清末民初學者董康。1926至1927年間,董康客居東瀛,與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交游,獲睹英法所藏敦煌遺書影片,其中有英藏《珠英集》殘卷,《書舶庸譚》卷四上民國十六年四月七日下,記載了他清繕校訂《珠英集》的情況,然後他説:
    余嘗影巴黎圖書館燉煌寫本唐詩卷子,擬彙訂爲《唐人選唐詩》,今獲是集,殊爲快愉。〔15〕
    但是,董康彙輯敦煌本《唐人選唐詩》的計劃並未實現,連有關《珠英集》的整理本也因爲没有及時刊佈,今天也無從得見了。
    王重民先生是最早有計劃地從事敦煌唐詩寫本輯録的中國學者。在寫於1962年的《補全唐詩·序言》中,他曾經介紹過全面整理敦煌詩歌的設想,並爲設想中的《敦煌詩集》搭起了一個初步的構架,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補全唐詩》和《補全唐詩拾遺》二種〔16〕。王先生《補全唐詩·序言》説:
    敦煌詩大概都是唐人作品,《全唐詩》已十存八九。我最初的計劃是,凡見《全唐詩》者校其異文,凡不見《全唐詩》者另輯爲一集,以補《全唐詩》之逸。二十多年以來,校文只作了一小部分,而逸詩則大致已經完成。全稿凡三卷:卷一均有作者姓氏,專補《全唐詩》;卷二均失作者姓氏,凡殘詩集依集編次,凡選詩(指單篇的)依詩編次;卷三爲敦煌人作品(詠敦煌者如《敦煌廿詠》亦入此卷)。
    這項工作始於1935年,至1942年略加排比,編成草稿(圖一)。此後隨時補充校正,又經過了十年的時間,到1954年,完成初稿。後復經俞平伯、劉盼遂、王仲聞等先生的校閲,1963年始發表於《中華文史論叢》第三期。從《補全唐詩》及《補全唐詩拾遺》看,王先生的輯録、考辨工作極爲審慎,以此爲代表的初步成果,至今仍不失爲敦煌詩歌輯校的典範之作。但也無庸諱言,這些成果與他的整體構想尚相距甚遠〔17〕。首先,大量見於《全唐詩》的詩作,未經一一查證,王先生對非佚詩的校勘工作實際上“只作了一小部分”,而且一直未見發表。其次,《補全唐詩》及《拾遺》從三十多個寫卷中校録出唐人佚詩二百餘首,遠非佚詩的全貌,絶大多數詩集寫卷都未經全面整理。再次,敦煌遺書中大量單篇詩歌及僧俗雜寫中的零篇短章,都未作仔細的清理,《斯坦因劫經録》《伯希和劫經録》等揭示的尚屬少數。此外,在具體寫卷的考訂、詩作的校勘上,還存在相當嚴重的遺漏、錯録、誤校,有待進一步的校訂。
    
    圖一王重民《敦煌詩集》手稿(據北京泰和嘉成2016年春季藝術品拍賣會圖録)。圖片顯示所録詩歌,除後來收作《補全唐詩》的“《敦煌詩集》上輯卷上”外,還包括見於《全唐詩》的非佚詩(上圖左側高適《燕歌行》)和未收入《補全唐詩》及《拾遺》的佚詩(上圖右側P.4042《陳情》詩、下圖P.3619李斌詩四首)。
    繼王重民先生之後,致力於敦煌詩歌整理和研究的當首推海外華裔學者巴宙先生和中國臺灣學者黄永武先生。1961年,巴宙據英藏敦煌文書原卷,輯録成《敦煌韻文集》〔18〕,分爲《詩詞集》《讚頌集》《警訓集》三個部分,輯録敦煌僧俗詩詞、讚頌等韻文作品,約一百二十餘篇,其中多數作品爲首次整理。其不足之處是僅限於英藏斯坦因文書,考辨也略欠周詳。與前人多專力於詩歌輯佚有所不同,黄永武主要偏重於非佚詩的校勘。在其主要成果《敦煌的唐詩》和《敦煌的唐詩續編》中〔19〕,他對敦煌寫本中李白、王昌齡、孟浩然、白居易、劉希夷、李嶠等著名詩人的作品以及P.2567、P.2555、P.3619、S.555等唐詩寫卷中的非佚詩,結合各家詩集的多種傳本,比勘異同,品評優劣。不但在非佚詩的甄辨上頗見功力,其文獻考證與辭章辨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充分展示了敦煌詩歌的文獻價值和文學藝術價值。
    在此前後,海内外很多唐詩學者、敦煌學專家,都曾致力於某些敦煌詩卷的校録和考訂,如潘重規先生、蔣禮鴻先生、項楚先生等對《補全唐詩》《補全唐詩拾遺》的校訂,潘重規先生、柴劍虹先生等對P.2555“陷蕃詩”的考證,吴其昱先生對《珠英集》和貫休詩的考證,吴其昱先生、林聰明先生對李翔《涉道詩》的校釋,陳祚龍先生對敦煌詩歌尤其是釋氏歌偈的分類輯録,鄭阿財先生對敦煌孝道文學的整理研究,施淑婷女士對敦煌寫本高適詩的全面整理,李正宇先生對敦煌宋人詩的輯考,陳尚君先生《全唐詩續拾》對敦煌唐人佚詩的補輯,項楚先生《敦煌詩歌導論》第一次對敦煌詩歌所作的全面而精闢的闡述,顔廷亮先生主編《敦煌文學》《敦煌文學概論》超越前人的綜合介紹等。上述研究,解決了敦煌詩歌整理研究中大量的疑難問題,做了許多有益的嘗試。另外,中外學者對敦煌變文、敦煌歌辭、王梵志詩等所作的大規模的考釋、校訂,獲得了豐富的成果和寶貴的經驗,爲敦煌詩歌的整理提供了極好的借鑒。
    敦煌文獻整理和研究的歷程表明,敦煌文書的公佈直接影響和制約着它的進展和突破。以羅振玉、王國維、蔣斧、王仁俊爲代表的早期研究,主要依賴於伯希和的寄贈和日本學者的轉鈔。二、三十年代,劉復、王重民、向達等中國學人陸續赴英法鈔録、拍攝敦煌寫本,但由於時間及其它條件的限制,所獲得的成果一般集中於局部的範圍内。五十年代末,英藏斯坦因文書縮微膠卷公佈;七十年代末,法藏伯希和文書和中國北京圖書館藏卷也陸續以縮微膠卷的形式公佈於世,八十年代陸續出版的《敦煌寶藏》一四○册,將縮微膠卷變爲方便閲讀的插架圖書,成爲更多學者能够隨時取用的研究資料。九十年代以後,以《英藏敦煌文獻》《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俄藏敦煌文獻》等爲代表的敦煌文獻集成陸續影印出版,英法藏卷有了前所未有的清晰的圖版,深藏未識的俄藏寫本和國内部分小藏品圖録的公佈,使敦煌文獻的整體研究有了必要的基礎。對敦煌詩歌作全面的整理和研究,也因此而成爲可以做到、也是急需去做的一件工作。
    〔1〕敦煌遺書發現於1900年,但真正爲中國學術界所知,已是近十年後的1909年。這從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刊發的有關文章和報導可見一斑:《東方雜誌》1909年第十、十一、十二期連續三期發表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莫高窟石室秘録》,對敦煌遺書的發現表示了極大的關注。但此前第九期《報餘擷新》專欄刊登的兩則與敦煌遺書有關的報導還含糊其詞,不得其實。其一《法人搜獲甘肅古物》云:“法人比黎握氏,游歷遠東有年,近已回巴黎,並攜有中國唐代手寫古書數種。據云係在甘肅某山洞中搜出。該洞封閉甚久,近年始行開掘,中藏古籍甚夥,間有數種作西藏及印度文字,内容多佛家言,並記游歷印度五國之事甚悉云。”其二《古籍出現》云:“英國斯丁博士日前游歷亞細亞中部,發明古籍甚多,而尤以古代書籍爲最。有以木筒(簡)刻成者,有銘刻泥上以火烘硬者。千佛洞附近某寺所藏此等古籍,約五百立方尺。赫(斯)氏沿途搜羅,共得八千餘件,計分十餘國文字,貯以巨箱二十四,帶回英國,以資考證云。”案法人比黎握氏即伯希和,英國斯丁博士即斯坦因。
    〔2〕參見羅振玉自傳《集蓼編》,存萃學社編集《羅振玉傳記彙編》,192頁。大東圖書公司,1978年;伯希和《敦煌石室訪書記》(陸翔譯)、《伯希和氏演説》(沈紘譯),羅振玉編《流沙訪古記》,1909年上虞羅氏印本。
    〔3〕《東方雜誌》第六年第十期,42—46頁。宣統元年(1909)九月,商務印書館。原文有“昨往觀,將所見及已寄回之書目略記於左”云云。
    〔4〕《東方雜誌》第六年第十一期,55—67頁;第十二期,81—87頁。1909年10月、11月,商務印書館。
    〔5〕《五臺山聖境讚》又見於同年由羅振玉、蔣斧編印的《敦煌石室遺書》,所附跋文爲蔣斧所撰,考證較此稍詳。《敦煌叢刊初集》第六册影印1909年誦芬室刊本。
    〔6〕此書初版爲影印本,1913年9月於日本印行;再版爲摹寫石印本,1928年於天津印行。《敦煌叢刊初集》第六册影印本爲1928年摹寫石印本。
    〔7〕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出版,1958年。
      
    〔8〕《東方雜誌》第十七卷第八號,95—100頁。商務印書館,1920年4月。
    〔9〕《秦婦吟》爲文人創作,《雲謡集雜曲子》所載曲子詞中,《天仙子》一首,王國維也説“當是文人之筆”。將它們統稱爲通俗文學作品,主要是受早期所見寫本不多的局限。另外王國維認爲《秦婦吟》“語取易解,有類俳優”,也是將其視爲通俗作品的原因之一。
    〔10〕《敦煌掇瑣·前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25年。
    〔11〕《海外讀書雜記》,《胡適文存》三集卷四,533頁。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年。
    〔12〕《白話文學史》自序,8頁。上海新月書店,1928年。
      
    〔13〕《小説月報》第二十卷第三號,476頁。商務印書館,1929年3月。
    〔14〕俗文學以外的傳統文學體裁重新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大約開始於八十年代中後期。參見周紹良《敦煌文學芻議》,甘肅《社會科學》1988年第一期;顔廷亮主編《敦煌文學·總説》,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
    〔15〕董康《書舶庸譚》卷四上,1939年誦芬室重校訂本。
    〔16〕《補全唐詩》,初刊於《中華文史論叢》第三輯,1963年5月。後收作《全唐詩外編》第一編,中華書局,1982年。又王重民遺稿《敦煌唐人詩集殘卷》,初刊於《文物資料叢刊》第一期(署名舒學),1977年12月。後收作《全唐詩外編》第二編。《補全唐詩拾遺》,劉脩業整理,初刊於《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第四期,後收入王重民《敦煌遺書論文集》,中華書局,1984年。《全唐詩補編》所收修訂本《全唐詩外編》,將《補全唐詩》和《補全唐詩拾遺》合併作第一編。中華書局,1992年。
    〔17〕《補全唐詩》收作者五十人(其中十九人不見於《全唐詩》)詩一○四首,其内容僅相當於他計劃中的《敦煌詩集》卷一“均有作者姓氏,專補《全唐詩》”的部分。《補全唐詩拾遺》按照《敦煌詩集》分爲三卷的格局編次,收詩一二七首。
    〔18〕《敦煌韻文集》,高雄佛教文化服務處,1965年。
    〔19〕《敦煌的唐詩》,洪範書店,1987年;《敦煌的唐詩續編》,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
    （本文选自中华书局出版徐俊著《鸣沙习学集——敦煌吐鲁番文学文献丛考》）
    
    目録
    序一／榮新江
    序二／陳尚君
    敦煌文獻與隋唐五代文學(代前言)
    敦煌先唐詩考
    德藏吐魯番本“晉史毛伯成”詩卷校録考證
    俄藏Дх.11414+Дх.2947前秦擬古詩殘本研究
    ———兼論背面券契文書的地域和時代
    敦煌本《珠英集》考補
    王重民《補全唐詩》二種校補
    敦煌學郎詩作者問題考略
    敦煌P.3619唐詩寫卷校録平議
    敦煌P.3597唐詩寫卷輯考
    ———兼説“白侍郎”作品的託名問題
    敦煌寫本唐人詩歌存佚互見綜考
    唐五代長沙窑瓷器題詩校證
    ———以敦煌吐魯番寫本詩歌參校
    新見俄藏敦煌唐詩寫本三種考證及校録
    唐蔡省風編《瑶池新詠》重研
    敦煌寫本詩歌續考
    敦煌唐詩寫本倉部李昂續考
    身臨其境的詩壇
    ———關於敦煌詩歌寫本特徵、内容及整理方式的考察
    敦煌詞輯校四題
    敦煌寫本《山僧歌》綴合與S.5692縫繢裝册的還原
    唐詞、唐曲子及其相關問題
    ———一段敦煌學公案的學術史觀照
    兩首被誤讀的曲子詞
    法藏P.2506曲子詞鈔
    ———敦煌曲子詞集新校之一
    敦煌佛教讚頌寫本叙録
    ———法藏部分六種
    伯希和劫經早期傳播史事雜考
    ———羅振玉題跋《鳴沙石室秘籍景本》及其他
    書札中的雪泥鴻跡
    ———中華書局所藏向達致舒新城書札釋讀
    札記
    敦煌寫本張祜詩集二種
    孟浩然詩中的“是正字”
    《㠠山遠公話》的篇尾結詩
    敦煌吐魯番本《文選》拾補
    漢秦嘉徐淑夫妻往還書校訂
    隋魏澹《鷹賦》校訂
    書評
    《敦煌本唐集研究》書評
    敦煌吐魯番本《文選》新書四種書評
    《寒山詩注(附拾得詩注)》書評
    《敦煌經籍叙録》書評
    《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書評
    敦煌文學作品整理本提要
    附録
    日本侯爵前田家藏本《冥報記》斠研
    《文館詞林》的回歸及其文獻價值
    ———《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評介
    《全唐詩補編》編輯工作回顧
    索引
    後記
    圖版目録
    P.3590《故陳子昂集》(卷尾)
    P.2524《語對》(局部)
    S.3011V詩格引詩(局部)
    Ch.3699V“晉史毛伯成”詩殘片之一
    Ch.3699《幽通賦》注殘片之一
    Дх.11414前秦擬古詩殘片之一
    Дх.2947前秦擬古詩殘片之二
    Дх.2947V前秦建元十四年買田券
    Дх.11414V前秦建元十四年買婢券
    S.2717V《珠英集》(局部)
    P.3771V《珠英集》(卷首)
    卜天壽《論語》鈔本後詩詞雜録
    P.3322推占書末張大慶題詩
    《四部叢刊》本《姚少監詩集》目録
    P.3821《白侍郎作十二時行孝文》(局部)
    P.3597唐詩寫卷(局部)
    長沙窑瓷器題詩“夕夕多長夜”
    《學齋佔畢》卷四“一字詩不始於東坡”條
    湖南省博物館藏長沙窑題詩瓷器
    長沙市博物館藏長沙窑題詩瓷器
    長沙窑瓷器題詩“春水春池滿”
    長沙窑瓷器題詩“鳥飛平蕪近遠”
    P.2492與Дх.3865綴合示意圖
    Дх.6654與Дх.3861綴合示意圖
    Дх.2173、Дх.6753南朝詩歌殘本
    大唐故李府君墓誌蓋補刻
    王重民《敦煌詩集》手稿
    S.7111V《曲子别仙子》
    S.5692綴合前的《山僧歌》册頁
    1953年9月任半塘致陳中凡信
    S.329V通信上曲子名一首
    浙敦113(浙博088)曲子詞及雜鈔
    羅振玉《鳴沙石室秘籍景本》題署
    羅振玉致楊守敬函(局部)
    繆荃孫致伯希和函
    《一切如來尊勝陁羅尼》(局部)及羅振玉題跋
    《尚書·顧命》殘葉及羅振玉題跋
    1924年10月24日向達在舒新城寓所(舒新城攝)
    向達所擬《西北考古譯叢》目次大略(首頁)
    向達致舒新城、武佛航札(局部一)
    向達致舒新城、武佛航札(局部二)
    向達1948年2月6日致舒新城札
    P.4878張祜詩集册頁
    S.2165V箴偈銘鈔(卷末)
    日本上野氏藏本劉孝標《辯命論》(卷首、卷尾)
    Дх.18292郭景純《江賦》
    Дх.8011、Дх.8462張景陽《七命》
    日本正智院藏本《文館詞林》卷第六百六十五(卷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