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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书局出版赵珩著《故人故事》

       近读掌故学家、文化学者赵珩先生的新著《故人故事》，颇有“笔从曲处还求直，意入圆时更觉方”之感。这位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出生的老北京，著述的多为清末民国年代的旧人旧事，尽管距今不到七十年，然而世事巨变，岁月沧桑，许多往事烟消云散，恍如隔世。出于对历史的负责，抑或是生于读书世家的弟子，生活环境比较特殊，对有些人和事比较留意，且有些为自己亲身接触和见闻，作者秉笔书写，探赜索隐，文风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说像是随笔，莫如称掌故，读起来称心快意，兴趣盎然。
    上世纪前近五十年，作为政治、文化故都的北京，除了军阀、商贾外，出得较多的还是政客和文人。政客是题外话，不屑资聊，倒是文人颇有唠嗑之处。像书中的《文人雅集的最后一瞥》，讲述了老派文人聚会方式，对其来历、条件、内容、人物说古道今，娓娓道来。有意思的是，文人不同其他阶层，文人雅集是同好社交，凡进圈入闱者必须是诗坛翘楚、文苑精英，即便官做得再大，没有文声才情，也是没有资格担当文班领袖的，文人的傲骨风度可见一斑。而《岁时节令戏与合作戏、义务戏》一文，对清末民初的演戏更有详尽介绍，其中戏曲掌故叙述脉络清晰、行云流水，其中反插作者幼年跟随家人看戏场景，由此不仅感佩赵珩先生渊博知识、经历丰富，而且领略一代名伶急公好义的品行与美德，由衷敬佩那代戏剧演员艰辛生存、执着奋斗的精神。
    出于职业习惯，与赵珩先生交识后谈论更多的是文化出版。在《有正书局与珂罗版》一文中，作者谈及珂罗版印刷技术和中国新闻业、报业、报人，也许我对中国新闻史稍有肤浅研究，故相信这些史实是析之以理，信而有征；但对书画、碑帖的珂罗版制版、印刷乃至收藏的轶闻，包括作者亲身经历家藏《宋拓房梁公碑》的“身世”的叙述，我是头次所闻，读来亲切有加，文末说到珂罗版珍藏精品在“文革”之初被用平板车拉到废品收购站，用铁锤将一百多块珂罗版砸碎装入麻袋，读到此不由黯然叹息。赵珩先生还写及“百年摄影与业态发展”，叙述了“王开”、“同生”、“美丽”等老字号照相馆和中国摄影艺术奠基人、摄影大师朗静山的趣闻，让我辈印象深刻，也给年轻读者增加了不少实际的历史知识。摄影，是在稍纵即逝的时空瞬间留下弥足珍贵的记忆，对照历史长河，近七十年不过是一朵小浪花，“窥一斑见全豹”，赵珩先生的掌故说是讲故事，其实是还原历史，不编造，不失真，这是难能可贵的。
    叙述事自然离不开人，书中的《朱启钤与北京中山公园》《水梦庚和他的几个子女》《恽毓鼎恽宝惠父子》等，反映了老一代学人的风骨、风貌，将他们各种逸闻汇聚起来，在叙述一个个人物的同时，实际上也描述了一个知识群体，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与史实。这样的写作比那些唱高调、写空文更有现实意义、更具历史价值。作者自谦写的“多是些不太为人注意的生活角落，或是不太引人关注的人物”，“不敢以‘冷饭’回锅，也不欲拾人牙慧，故只能就所知为旧日生活做点脚注而已”，但我以为，这种“怀旧”是值得的，中华文化历来讲究渊源、传承，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一脉相连的，用公正、客观、科学的态度叙事写人，不但有益于民族反思、社会进步，而且对后代的教育更有意义。事实是，近七十年才刚刚过去，如今最直接反映彼时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影视文化却不时走样，甚至胡编乱造，从人物的形象、语言、气质到环境、服装、业态，几乎错谬百出，导致人们认知上的极大误区。赵珩先生摭拾掌故轶闻，在复原历史中澄清、纠偏，不能不说是功莫大焉。
    《故人故事》还涉及风土人情、民俗民风，从衣、食、住、行上阐述老北京风味，讲到饭店、骡车、旗袍、门洞、祭祀、公墓等等，这幅生活长卷如浮眼前，与邓云乡先生所著《文化古城旧事》有异曲同工之妙。邓老先生说到老北京如数家珍：有数不清的足以代表中国几千年文化的专家学者、能工巧匠可供师承，有上千年的古迹名胜、几百年的前朝宫苑文物可供凭吊、观摩、研究，有古木参天的著名公园可供休息、游览、思索，有大图书馆可供阅读，有数不清的书铺可供买书……这一切还不算，还有极和谐的人际关系，极敦厚的风俗人情，一声“您”、一声“劳驾”、一声“借光”……代表了无限的受文化熏陶过的人情味。邓老先生的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对老北京的钟爱。赵珩先生则在新世纪回顾老北京的史实，他的文字更深沉、更严谨，可谓针针入线，古意森然，对今人更有对照或启发。这或许正是掌故学的魅力所在。
    赵珩先生的《故人故事》没有固化、僵化、神化掌故的涵义，而是既考证又实叙，文笔清新，文字轻松，称其随笔亦不为错。把好的文化传统、风俗人情讲述给后代，让后代汲取、传承，这是我读《故人故事》真实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