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西莉和她的古琴老师王迪

    科幻作家刘慈欣有一部令人难忘的小说，名为《带上她的眼睛》，今天我们借用这个标题，然而，讲述的故事却一点也不科幻，只会令人感慨：一位瑞典人，她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了解，令我们汗颜。从《汉字王国》、《古琴》到新出的《另一个世界》，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描绘出我们文化里熟悉、美丽而又陌生的世界？
    她是林西莉，被认为是汉学家高本汉之后、最懂中国的瑞典人。在中国的很多场合，她的名字前被冠以“汉学家”的称呼。她精通古琴，研究中国汉字，在瑞典担任汉语教师，曾任瑞中友好协会会长。
    一切都要从她半个世纪前在中国留学的难忘经历说起。1961年，这个来自西方的留学生，撞上在建设中缓慢行进的新中国，巨大的反差令她感到陌生甚至苦痛，但她的眼睛依然是亮的，心里是怀有好奇的。她借来一台福伦达相机拍下眼前的世界，用了六本日记写下一个西方青年对中国的认识——从想要逃离，到深深爱上这个国家。她认识了古琴研究会的先生们，遁寻着先生们的风骨找到中华文化的某种本质。她把1961-1962年在中国的所见所拍所想汇集成《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 1961-1962》，日前由活字文化与中华书局共同出版。
    8月，年过八旬的林西莉再次来到北京，为这本书以及她另一本曾经影响颇大的《给孩子的汉字王国》（新版）而来。面对青阅读的记者，研究中国文化一辈子的她用英语讲述了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林西莉身上的传奇很多，关于古琴关于她的中国故事。而今天青阅读想要透过林西莉的回忆，和读者一起搭上一辆逆向开回过去的列车，列车会路过多个时空交错的世界——她用笔和镜头记录下的那个时代，她用整个人生探索的中华文化的场域，而目的地则是飞驰而过的时代里被忽视的原点。
    预料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我来到一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世界。”林西莉说。
    原本打算在中国学音乐的林西莉，刚踏上中国，就遭遇了60年代的自然灾害。她和饥饿的中国撞了个正着，那个时候，这个来自瑞典的女青年看到了和自己故乡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我从瑞典来，这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上大学、上医院都不用钱，政府关注我们的生活，那里不但富裕，整个国家运转得非常好。”眼前的世界，是她从来没有想过的另一个世界。穷困的帷幔之下，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对这个洋面孔的猜疑，以及对个体思想的整齐修葺。
    在北京大学学中文，她本以为可以学到中国的文化和日常生活，但老师传授的都是“没有全世界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就不能战胜帝国主义”。那时候留学生的群体里流传着一个说法，“学到的知识可以让我指挥一个军团，却不能在食堂订一个煮鸡蛋。”
    但是她依然记得自己来到中国的初衷——学一门中国的乐器，几经辗转她找到护国寺附近的古琴研究会，老四合院里，11位音乐家钻研音乐，她成了这里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学生。她拜王迪为师，老师弹一张唐代的琴，林西莉弹一张宋代的琴。印象里，在隔壁工作的古琴演奏家溥雪斋和管平湖会来指点一下。他们温文尔雅，翩翩君子。林西莉花了很长时间才知道，溥雪斋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管平湖是段位极高的古琴大师。
    “他们是我遇到过的最博学的知识分子，不管我问什么他们都能回答，不论是诗词歌赋、瓷器、哲学、建筑学、音乐还是养兰花的技巧，无所不能。没有一句时下政治状况的评论，从来不讲空话和口号。”她记得老师如何手把手教她弹琴，记得特别冷的冬天，老师找来小的煤炉子大家一起烤手。
    那间破烂不堪的房子有坑坑洼洼的墙面，老师们用柔软的白宣纸糊上，挂上竹帘画和书法作品。在这里她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与在政治宣传格外严格的高校不同的世界，这里中国和中国文化以悠远的琴音为形状，以老师为她生起的炉火为温度，以那些自由的交谈为连接点，“古琴研究会是我和中国唯一一个真正亲密的接触点。”她感到震撼，“尽管表面上这个国家状况不佳，但生活平静——表面上——古老的文化还是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下来。”
    60年代的北京，古琴研究会的四合院外是严肃的，喧嚣的，在房间里古琴的声响则是悠远的。“我很小的时候就弹钢琴，但是相比于钢琴很有气势甚至是攻击性的音色，古琴的悠远给人宁静的感觉。古音研究会也和维也纳古典主义派蕴含的磅礴风格相反，这里更像是两位亲密的朋友在互诉衷肠，没有音乐厅里的轰动场面，但丝弦醉人的颤音直入我心。”《平沙落雁》是她最喜欢的曲子之一，这首曲子让林西莉看到秋天的宁静。“这首歌开始是静静的，秋高气爽，万里无云，远处似乎有一群‘人’字形的大雁朝这里飞来。”这首曲子也让她体会到自然与人合为一体的韵律，“那个人看着这些大雁，他见景生情弹起古琴，抒发情怀。大雁是本能的象征，它们知道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留。”
    因为家庭原因，1963年她恋恋不舍地离开中国。20世纪70年代开始，她在瑞典的大学里给学生们讲述中文。怀着对中国文化的向往，1973年，她再次踏上中国，继续钻研中国文化，她也像是一只大雁，往返于中国和瑞典之间。
    疾驰世界里消失的部分
    林西莉在瑞典继续弹古琴，她把老师留给她的珍贵录音带和资料整理出版，为了让瑞典人知道这些和古琴有关的故事是很久之前的记忆，她在这本名为《古琴》的书里放了6张60年代在中国拍的黑白照片。中国著名出版人、也是“老照片”丛书的策划汪家明看到这些照片，问林西莉，“照片是哪里来的？怎么拍的？还有没有其他的？”一连串的问题之后，他让林西莉再去找找。
    她重新翻看用福伦达相机拍摄的那些照片，从1000张里选了680张，扫描，传回中国。50多年前，她在北京的街上乱逛，遇到几个英国记者跟她抱怨，“所有的人看起来都一个样子。”她说自己并不同意这个观点。她把自己融入穿着蓝色、臃肿棉裤棉袄的人群中，把镜头对准了胡同或者弄堂里的普通人，捕捉到人们最稀松平常的生活，“我当时在想，如果我不拍下来，将来就会忘记。我没有拍那些高楼大厦，只是拍了市民的生活，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因为他们生活在我周围，他们穿什么衣服，穿什么鞋子还有小孩是我最感兴趣的。”
    照片记录的不只有北京，在中国的那两年，林西莉克服很多困难四处旅行，天津、上海、杭州、苏州、广州、武汉。街道两旁林立的楼并不雄伟，人们穿着差不多的衣服，表情里也有无奈。但很多照片都有着一些语言无法确切描述的光亮。落在古建筑上千年未曾变过的历史之光，洒在这个正在睡醒的国家脚手架上的日光，还有从人们眼睛里反射的光，“其实离得很近的时候，会发现，每个人的眼神和表情都是不一样的。”
    这些照片通过电子邮件，回到了一个和照片中完全不同的中国——光彩的、绽放于国际舞台的中国，那些黑白照片里的世界，已经是属于过去，甚至已经消失了。那些低矮的平房消失了，土蓝色的统一着装消失了，她60年代在新侨饭店最爱吃的鱼香茄子也从餐厅的菜单里除名了。这也是“另一个世界”最深层的含义，“我们应该知道消失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有怎样的关联。”
    在林西莉眼中，这是一种历史观，“在中国学习历史是一种了解自己的过程，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非常悠久，你不能去否认一些已经发生的事。每个国家或者社会都会经历悲剧时代，只有了解这些才能够进步。”虽然她认为让年轻人了解历史很有必要，但她说这本书不只是想写给中国的年轻人，“这本书也关于我自己，关于中国是怎样改变我的；这本书也写给瑞典读者，告诉他们以前中国发生了什么，那个阶段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她还记得60年代她搭火车从广州去往上海的路上，自己和一对夫妇的交谈。他们问了彼此很多问题，关于当时的中国，和代表西方的瑞典。当时，在那对中国夫妇眼中，大谈民主的林西莉被认为是对中国心怀叵测，而林西莉也对夫妇两人所坚信的东西表示不解。“你们不要对中国太苛刻。中国现在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但我们还没有找到办法。”那对夫妇对她说，“你可以想想，300年前瑞典是什么样的情况。”
    “不要对中国太苛刻了。”林西莉坐在装潢华丽的亚洲大酒店咖啡厅里，再次说起这句话。她自己说，后来的50年，自己或者身边的瑞典人再对中国发表负面的看法时，她总会念起这句话。如今，环绕在林西莉周围的青年人穿着张扬个性色彩鲜亮的衣服，用苹果手机，背国际名牌的包，用电子阅读器看原版的外国小说。“现在的中国比以前更加健康了，我也看到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上的自信，同时对外界也保持开放，这样的组合让我感到很开心。中国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未曾消失的应许之地
    五十多年前，她在从广州开出的火车上，除了与那对夫妻谈及了国家形象，也谈到了孩子们。那位妻子告诉林西莉当时中国人养育孩子的方式：“孩子由父母信任的家人帮助进行教育，比如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人们认为这样对孩子的成长反而有帮助一些。”她反问林西莉，“你们欧洲人怎么做？有钱的人家是不是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以尽可能得到更好的教育？”
    她并没有记录下当时的回答，笔锋一转，一竿子扎到当下：“有趣的是，今天，很多属于中国中产阶级和上级阶层的家庭经常把孩子送到私人学校上学，有的长期住在那里，有的每星期回家一次。后者周六、周日被接回家，去饭店一起吃饭，买孩子想要的东西，然后周日再送他们回学校。”
    “我不得不承认，我对此持怀疑态度。”林西莉说，“一个很好的老师对于小孩子的教育有巨大的帮助，即使父母是不完美的，会做出一些愚蠢的事情，孩子也应该在生活里和他们建立联系，应该以父母作为人生的参考。”
    她说出这份怀疑的时刻，电视剧《小别离》正在热播，电视剧里，三对不同阶层的家长正在为要不要把孩子送去美国接受看起来更优质更先进更精英的教育，苦恼地焦虑着。“和其他国家相互学习是好事，但如果完全臣服于某一个强势的文化就不好了。在中国我看到这种倾向。”林西莉说。
    “小朋友必须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了解他们的原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林西莉恐怕比很多人更懂得我们的原点。在上世纪60年代第一次来中国之前，她师从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学习汉语，而《另一个世界》所记录的1961年至1962年，林西莉在北京大学学习汉语，“我惊奇地发现，即使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对自己语言的根也知之甚少，人们在小学、中学和大学，机械地进行汉语教学，却很少加以解释。”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她深入学习汉字——不只是把汉字当做交流的符号，还把汉字当做研究对象本身，追溯到金石文献、考古现场，让每个字回归到被生产出来的环境，像是钻研一把钥匙究竟能打开多么古老的一扇大门，把门里面那个古老的样貌写给读者，名为《汉字王国》。
    “我发现，当我同时讲解这些文字所来自的那个世界，讲述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房子、车辆、衣服以及他们所使用的工具，讲述产生这些文字的自然场景——乡野、山河、动物与植物时，效果就特别好。”她写了人，山与水，麻与丝，酒与器皿，工具与武器……她把汉字还原到生产的现场，讲故事一般娓娓道来。譬如农耕一章节，讲述“禾”，除去甲骨、金文里“禾”的演变，稻谷的图案之外，她讲了农耕画面“人们煮锦葵和豆子，把黄麻泡进水里，吃野果，晒枣子，收谷子，酿酒和打绳”。一个字，就这样被拍成彩色电影。
    这本书初版于1998年已加印了8次。今年《汉字王国》再次出版，林西莉给这本书多加了一个定语——《给孩子的汉字王国》。书的编辑汪家明亲自做了删减，删掉了一些关于笔顺、数字以及抽象字的内容，尽可能地把更生动有趣的文字世界留给孩子们。
    《给孩子的汉字王国》在北京举行了新书发布会，活动现场，有一位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前来参加讲座。1998年，她读到了《汉字王国》，和很多读者一样，她为一个外国人能把属于中国的汉字文化讲得如此通透，而感到震撼，甚至感到羞愧。当她成为妈妈之后，她觉得应该把这本书介绍给孩子。这一天，她特意带着孩子来看写下这本书的伟大的奶奶。“在这里特别感谢林西莉教授，还有翻译李之义老师和编辑汪家明老师，在我们现在不可避免要在全球化或者国际化学英语的思潮里面，为我们的孩子保守了这份母语的美丽，谢谢你们。”这位母亲激动地说。
    另一个小读者坐在观众席上，把《给孩子的汉字王国》紧紧抱在怀里。对林西莉来说，这一幕完成了她多年之前的心愿——“我希望小孩从三四岁一直到九十岁、一百岁都能通过我写的东西去了解、认识汉字。”这才是她穿越半个地球，穿越半个世纪，穿越一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世界，想要抵达的地方——千年以前的被历史的灰尘保护的中华文明，是林西莉生命里未曾消失的精神家园，是最让她内心安宁的应许之地。
    文/本报记者 张知依
    本版老照片均选自活字文化策划《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