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2015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该套大型资料集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多年来集体努力的成果，历经了三代人的努力。作为编者之一，我深知资料集凝结了研究室同仁的心血和汗水，也对资料集编排体系所寓含的学术价值和导向有更深的了解。
    对中华民国时期的外交资料进行收集和编排的难度很大，这主要是因为民国时期的情况十分复杂：国家处于不统一状态，国内政治派别林立，内战、外战不断，外国势力对中国的内政外交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民国外交具有很多特殊性。例如：外交事务曾为南、北方政府分别掌管，外交体制多次变化，对外交涉中有大量事务属中国内政。如何在一部资料集中克服上述困难，而又能为使用者所便于利用，易于总览全局，是资料集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难题，《汇编》在编纂体系上采取了专题形式，即按照民国历史发展的线索，以专题的形式分节编排，并在每个章节前加上简要的导读说明。这种编排，需要编者具有相当精深的研究基础和对整个民国外交史的宏观把握。对于一部基础性资料而言，为了便于各个层次的研究者简捷使用，以专题的形式可能更为合适。但编者仍然持审慎态度，认为文献资料集有多种编法，各有利弊。有的汇编甚至为了避免影响使用者的判断，而直接采用了影印的办法，不予任何加工。资料主编曾在前言中坦言，这种编纂方法“应该是属于吃力而不一定讨好的那种”。
    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学界的民国外交史研究从无到有，从单一层面到丰富面相，经历了一个逐步的发展历程。虽然中华民国史单独作为一个学科出现较晚，是1978年前后的事情，但事实上，民国史的研究早已开始，中华民国外交史即是其中最早展开的基础性分学科之一。历经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华民国外交史的基本框架已经粗具。从时间段而言，以1928年为限，一般把中华民国外交史划分为两个阶段：1911-1928年为一个时期；1929——1949为一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的称呼有些分歧，一般将其称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第二个时期一般称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关于第二个时期的概称一般没有问题，分歧主要是关于第一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的概称之所以存在争论，原因在于辛亥前后还有一个军政府时期和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因此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仍有学者强调不能一概而论。《汇编》在系统收集各个时期涉及民国外交的档案和史料时，采用了“中华民国时期”这样一个概念。如果截然将1912年1月1日作为资料收集的起点，难以将辛亥革命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纳入其中，因而对于中华民国的成立过程中的外交交涉难以有较为完整阐述。
    《汇编》在专题编撰的指导思想之下，将全编共分为10卷，各卷依次展现了民国政府在不同时期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汇编》在前言中曾言，如果将全编分为6卷、8卷或12卷，皆未尝不可。重要的是任何一种划分方法，必须有其自身的逻辑。依据民国外交历史发展的线索，全编依次分为民初外交、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前后的中国外交、北京政府后期外交、南方政府的外交、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外交、抗战前期外交、抗战后期外交、战后外交、全面内战时期的外交等10卷。《汇编》虽然以专题的形式进行编辑，但资料的筛选并非是屏蔽掉论点相反的资料，而是尽量将所有可能的代表性资料予以录入，将当时外交的各个面相尽可能客观予以展现。进而言之，编者所辑录的资料，不是为了证明自身的学术观点，而是为了呈现当时的外交概况，该资料只是在编辑过程中被编者有意识地排列在不同的框架内。
    《汇编》在每一卷的导言部分，都有一个简短导读，该导读并非专是针对该卷资料的概况性介绍，而是对该卷所涵盖时期内的民国外交线索和节点的点睛。第一卷收录了自辛亥革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即1911-1918年间的外交史料。该部分史料主要是围绕三大部分展开：民初外交面临什么样的形势？新的边疆危机是如何形成和应对的？一战爆发后，民国政府是如何进行因应的？围绕上述三大块，《汇编》对众多的档案材料进行了选辑。通过所选材料，所要阐述的基本事实是：民初政府继承了晚清的外交格局，并面临是否承认清政府所遗留的不平等条约问题，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北京政府，都宣示承认清政府签订的条约，但二者的承认在动机和性质上都有所不同。政府更迭之际，民初中国的边疆危机有所加剧。边疆危机的结果是：外蒙古名义上仍留在中华民国的领土之内，但中央政府不能干预内政，不能驻军。一战爆发后，中国起初宣布中立，随着战事进行，尤其是日本侵占山东后，中国开始筹划加入和会。在对德是否宣战方面，中国内部发生了较大争论。中国最终决定对德宣战。通过宣战，废除了与德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
    《汇编》第二卷收录的资料主要围绕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展开。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的酝酿和召开、中方的应对、善后等等诸多历史过程都有呈现。《汇编》第三卷收录了1924-1928年间的外交史料，主要线索是围绕修订不平等条约运动展开。所收史料特别翻译了英国外交事务文献的相关内容。此时，苏俄成立，采取了不同的对华外交方针，本卷特别辑录了苏俄主动放弃在华特权的材料。从时段上而言，当民国北京政府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进行对外交涉的同时，南方革命政府以革命团体的身份与列强保持着外交关系，《汇编》把这一时期的南方政府的外交统归为第四卷。《汇编》第五卷辑录了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期的民国外交史料。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华民国外交进入了“革命外交”时代，国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力图收回因不平等条约而失去的各种国家权利。关税自主在此时期得以实现，废除治外法权交涉因“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而被迫中断。中苏关系相关的史料在此卷中单独予以列出。
    第六卷主要是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前的外交史料。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可以看出日本军国主义走向全面侵华战争是一个必然的连续过程。为了应对日本的侵略，国民政府的对外战略进行逐步调整。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标志，《汇编》将之前的外交史料列为第七卷，其后的史料列为第八卷。抗战前期，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苦撑待变、争取外援，史料选择亦是围绕此而展开。抗战后期，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争取大国地位，为创立联合国积极建言献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共外交此时开始崛起，《汇编》从此卷开始辑录有关中共外交的史料。《汇编》第九卷收录了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数年间的中国善后外交史料，可以简称为受降与善后。本卷特别辑录了远东委员会的相关档案。第十卷收录了从抗战胜利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外交史料。第十卷的核心线索有二，一是美国为了对抗苏联，阻止中国共产党获胜，从政治、经济、军事上支持国民党；二是苏联表面上采取中立态度，但暗中仍然积极援助中共。国民党失去大陆，美国退出中国。
    《汇编》的史料主要由三大方面构成。一是广泛辑录各类已刊专题档案资料集、政府公报、外交公报、报刊杂志报道、当事人日记、回忆录及未刊档案文献；二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档案馆集中提供的馆藏民国时期各类外交档案，总量在200万字以上，其中有大量档案系第一次公开发表；三是大量翻译各国已刊外交文件集及未刊档案，如《美国外交文件》《英国外交文件》《法国外交文件》《德国外交文件》《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日本外交文书》，以及收藏于英国、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各相关档案馆的档案文献。大批量未刊档案的选录和各国外交文件的选译，相信将为受各种资料条件和语言条件限制的研究者提供极大的方便。收录、翻译了英、俄、日等各语种的涉华档案，应是本汇编最为突出的亮点之一。
    《汇编》第一次全面整理了中华民国时期的外交档案和文献，它的出版将为推动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的发展提供极大便利，同时也便于全面总结中国外交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当前的外交工作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