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我往矣》是白先勇先生的一部散文自选集，书中收录的主要是白先生回忆个人经历和思乡怀人等方面的文章，写作的时间跨度，则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一直延伸到新世纪之初，尤其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章为多。从中既不难看出白先生数十年来的文学经历以及他对文学的认识，同时也能够清晰窥见他的心路历程——如果说白先生的小说笔触冷静如同外科医生的解剖刀，他的散文则感情充沛，情动于中，与他的小说形成了一冷一热的鲜明对照。诚如刘绍铭先生所言：“写小说的白先勇，不可靠。要识‘正宗’的白先勇，要读有‘嚼头’的文字，得读他的散文、随笔、杂文。”
    白先生的文字首先是与他个人的身世与经历分不开的，他是名将之后，出生于乱世，童年时期即遭逢家国巨变——白先生所谓“生离死别，一时尝尽，人生忧患，自此开始”，正是这样一种无根飘零的命运，一种凄惶苍凉的情结，凝结在白先生的笔下，转化成一种挥洒不去的家国情怀，一种生命短促与人生无常的悲凉感受，一种难以释怀的身世感慨和浓郁乡愁。对于平生遭逢的种种变故，以及时代背景下的历史兴衰与人世沧桑，白先生已然能够从容面对、处之泰然；对于世俗人生的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白先生不是冷眼旁观，而是真诚地投身其中。白先生以自己的眼睛观察，以自己的心灵感悟——当那些沉淀已久的个人记忆逐渐酝酿发酵，那些存在记忆档案里的旧照片拼拼凑凑，也开始排列出一幅幅悲欢离合的人生百相来，它们最终转化成一种亲切而又深情的文字，从白先生的笔下缓缓流出，让读者时时悲从中来，甚至不自觉地潸然泪下。
    诗人余光中认为，小说家白先勇是现代中国最敏感的伤心人，然而，作为散文家的白先勇，又何尝不是一位最敏感的伤心人呢？白先生写自己的至亲，比如三姐先明，写他们之间的童年嬉戏，写明姐患病之后的寂寞与痛苦，创痛与彷徨，乃至最终的离世，他虽然一再抑制自己的感情，但他笔下的文字却依然还是感人至深、令人动容。白先生写自己的挚友，比如知己好友王国祥，写他与重病缠身的王国祥依依作别，一个人驾车开上高速公路后，突然一阵无法抵挡的伤痛袭击过来，他将车子开到公路一旁，伏在方向盘上失声大恸，也同样让人黯然神伤、无法控制。面对人世间的大悲剧与大苦痛，白先生总是推己及人，由一己而亲友，由亲友而社会，这种设身处地的感受，在他的文字中上升为一种近乎宗教救赎一般的普遍关怀，而对人类——包括同性恋者、艾滋病患者等所有弱势群体在内的广大人类的同情与悲悯，也成为白先生散文写作的永恒主题。
    谈台湾现代文学，白先生本来即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且不说他本人的创作对台湾文坛影响深远，他力主创办的《现代文学》，对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和成熟，亦尤其具有播种耕耘的开拓之功。白先生的散文集中收录了不少有关《现代文学》的篇幅，这些文章既是睿智的文论，又是难得的史料，白先生不仅以亲历者的身份将那段筚路蓝缕的日子一一记录下来，而台湾现代文学的前世今生，在他的笔下亦显得巨细靡遗、生动如昨。读这些文字，我们既能够从中梳理出一条台湾现代文学从播种耕耘到开花结果的轨迹，也能够真切感受到那一代台湾文学青年的艰辛探索与自我超越。
    对于《昔我往矣》这个书名，白先生是这样解释的：“昔日年少，初上征途，放眼皆是柳色青青，而今归来，两鬓如丝，纵是衣锦还乡，漫天雨雪，能不‘我心伤悲’？ ”有感于渐入老境的紧迫感与危机感，白先生决定，要尽快将过去的一些片断用文字固定起来，不让他对亲友的记忆，就此消失、凋零——逝者如斯，或许只有文字，才能够留下一些过去时代的印痕，虽然它们只是雪泥鸿爪，却也足供后人感怀、凭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