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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

▲《皇帝不可爱，国家怎么办》聂作平著中华书局 2012年7月出版定价：22元

    □ 慧远
    聂作平先生的新著《皇帝不可爱，国家怎么办》写的是晚明社会的世态和人物，而晚明时期——具体一点说是明末清初，也的确有太多的故事和太多的人物值得书写。且不说晚明社会的世风和世相已然活画出末世的奢靡和溃烂，而万历、崇祯、袁崇焕、海瑞、吴三桂、洪承畴、魏忠贤、史可法、马士英、钱谦益、陈子龙……各色人等的不同表现，更是将一个朝代分崩离析之际的种种荒诞不经的怪相，表现得淋漓尽致、无所不及。晚明的礼崩乐坏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致，用聂先生的话概括，就是“所有人都不在自己本来应该在的位置上，所有应该靠谱的人与事都不靠谱。官做贼，贼做官，君不君，臣不臣。”道德紊乱，价值颠倒，是非不清，世风日下，中国传统社会所有的人性痼疾和世间乱相，都在这个时期得到集中表现，而解剖这些事件和人物，庶几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认清晚明吏治与世风的病灶。
    如同解读一切将国家视作私人产业的家天下的社会状况，解剖晚明时期社会腐败、国事糜烂的根源，当然首先需要观照当权者，亦即世代相袭的皇帝的人格和作为。毫无悬念，就像所有的封建王朝一样，终明一代，皇帝，亦即大明王朝这个私营企业老板的个人素质与工作态度，一直呈一种落差惊人的下滑态势。尤其到了晚明时期，因血统坐上龙椅宝座的皇帝，其所作所为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啼笑皆非，诸如消极怠工的万历，擅长木工的天启……。他们往往擅长斗鸡走狗，精通各种奇技淫巧，却对治国之道一无所知，将一个国家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他们手上，让他们掌握天下百姓的命运，国家的前途和百姓的命运究竟如何，也就可想而知。农耕时代老百姓对所谓“明君”的要求本来不高，充其量也不过是“丰收之年能够吃上饱饭，灾荒之年不至窜死他乡。”但即便是这样一个最起码的标准，历朝历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皇帝，其比例也并不超过十分之一。概而言之，在家天下的社会讨生活就像赌博，几万万人赌一人，好皇帝的概率如此之低，而赌博的结果也就大致不外，押宝押对了，老百姓或许能够过上几天像样的日子；押宝押错了，对不起，只能忍着受着，等待着下一次押宝的机会。
    皇帝如此，皇帝的下属们当然更是等而下之，贪赃枉法、贪污腐化自是官场常态，即便偶尔出现一、两个像海瑞一样的清官，也会被视之为怪物与异类，并迅速成为众矢之的，被这个僵化的体制无情地淘汰。于是，我们在聂先生笔下看到的，是一幅明末官场集体堕落的及时行乐图：买官卖官，欺上瞒下，投机取巧，拉帮结派——无耻一次是无耻，无耻一百次也是无耻，做好官的风险和成本太大，做坏官又有着太多的好处和诱惑，人性中趋利避害的本能促使官员们纷纷加入贪官和坏官的行列，而“士大夫一旦扔掉了脸面和良知，他们的帮闲或帮忙就会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最终，当好官绝迹，坏官和贪官遍地皆是；当老百姓不得不在坏官和贪官的奴役与压榨之下艰难地讨生活，当老百姓进而把坏官和贪官看作是朝廷的象征，那么，这样一个国家还会有真正的生机和前途可言吗？
    据聂先生坦陈，他的这部新著，本来是写作另一部明清鼎革专著的副产品，所承载的其实也是他对明清鼎革言犹未尽的一些话题。所以，与那部颇带学术意味的专著相比，这部小书虽然取材于专著写作的边角余料，且并不追求结构上的完整和宏大，却着意于电光火石般的感悟和思考，字里行间，更有着杂文一般的辛辣和犀利。事实上，聂先生写作这部小书的现实用意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他写柳敬亭，写出的是一种精神世界无所归依的漂泊和流浪；他写侯方域，写出的是一种黍禾之悲和家国之恨；他写陈子龙，写出的则是自己对于现实世界的感慨和悲愤……。聂先生之所以在每篇文章的结尾加上一段“作者按”，既是以历史作为现实的观照，同时也未尝不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循环往复的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更加惊人相似的是，历史的教训总是被后来者一如既往地遗忘。
    《皇帝不可爱，国家怎么办》另外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爱国家等于爱皇帝吗？”聂先生以一种自问自答的方式一针见血地指出：“家天下的最大好处是，因为江山一家一姓，产权明晰，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皇帝都不可能有意把自家的天下搞乱。倒是当天下被吹嘘为人民的天下时，产权不明，反而没有人对江山负责。”历史的已经给出了答案，现实的却依然迷雾重重。个中意味，足以令人掩卷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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